八年抗战，不仅前方战士在浴血奋战。文化阵地同样也在艰苦卓绝中坚守。为了抵抗日本“思想灭华”“文化灭亡”的侵略野心，中国文化人团结一致，以艺术为武器，以文化为战场，在鼓舞民众、凝聚士气的同时，也在为保存延续中华文化而进行艰苦的斗争。随着“抗战第一剧”《保卫卢沟桥》的上演，看不见的文化战场，也发动起防守反击的冲锋陷阵。

陈白尘之女：当年超豪华团队演绎《保卫卢沟桥》

车水马龙的上海人民广场东北角，坐落着工人文化宫。而在解放前,这里是著名的东方饭店。卢沟桥事变发生的当天，上海剧作者协会正聚集这座饭店里开会。也正是这栋建筑，见证超豪华阵容话剧《保卫卢沟桥》的萌芽。

戏剧家陈白尘之女、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陈虹日前接受记者采访介绍了当时的情景：“卢沟桥事变消息传来，当天在东方饭店开会的剧作家们情绪激荡，会议无法继续。父亲陈白尘和于伶义愤填膺，当场就起草了电报发送给卢沟桥保卫战的将士，表示戏剧家的支持与慰问。”

在沪著名剧作者们当天就决定集体创作三幕剧《保卫卢沟桥》。陈虹回忆，这部剧的剧本由崔嵬、张季纯、陈白尘、于伶、宋之的等17人执笔编写，由洪深、金山等组成19人的导演团，冼星海、周巍峙等人谱写歌曲。

大敌当前，来不及慢慢雕琢，“赶时间”成为剧本创作的核心任务：第三天的下午四点之前交出初稿,然后再用两天时间修改好，仅用了十多天时间就排练完毕。上海著名影星金山、赵丹等参加演出，近百人的演出团队当中，不少明星只能客串跑龙套的角色。“这么多作家集体编剧，这么多著名导演的豪华团队，这么多著名演员同台献演，真是话剧史中再无可见的场景！”

国难当头，人民的抗战情绪一触即发。《保卫卢沟桥》一直在上海演至“8·13”淞沪会战爆发，多天日场、夜场连续上演，有时候下午还要加演。文艺家们不辞劳苦，坚持“剧场就是我们的战场”。

随着话剧《保卫卢沟桥》出炉，上海戏剧家们很快组成13个救亡演剧队，分赴祖国各地，一路走一路演，长途跋涉开展抗日宣传。陈虹回忆，参与《保卫卢沟桥》的创作之后，当时才29岁的父亲陈白尘，与沈浮、白杨等30余人组成影人剧团，一路向大后方进发，沿路上演救亡话剧。

“话剧感染力强、鼓舞效果好，成为全国文化界宣传抗战的首选艺术形式。文艺家们选择演出的剧目多为短小灵活的街头剧、活报剧和独幕剧，如《放下你的鞭子》、《血洒卢沟桥》等，让百姓能看懂、有感动。”陈虹说，《放下你的鞭子》演出时，观众被感动纷纷往舞台上扔钱捐款，舞台上捡起的钱币能装满满一箩筐，还有年轻观众受到感染，在街头立即报名参军，跟着部队立即开赴前线。

在老舍旧居读“誓词”： “笔是枪，把热血洒在纸上”

话剧《保卫卢沟桥》开启了文艺界团结抗战的高潮。在民族危难之际，各派各界文化队伍捐弃前嫌、携手合作。

1938年 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于武汉，宣告了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协会发表了激动人心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起旨趣》：“用我们的笔，来发动民众，捍卫祖国，粉碎寇敌，争取胜利。”

“我是文艺界中的一名小卒。笔是枪，把热血洒在纸上。” 在重庆的老舍旧居暨中华全国文艺届抗敌协会北碚办公处，记者看到这里珍藏着的一份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杂志《文艺月刊》。已经泛黄的故纸上，刊登着老舍加入中华全国文艺届抗敌协会时的《入会誓词》。“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了，这是新的机械化部队。”老舍在《入会誓词》中由衷感叹。

文协成立当天，亲自部署与领导这一工作的周恩来称颂它：“今天到会场后最大的感动,是看见了全国的文艺作家们，在全民族面前,空前的团结起来。这种伟大的团结，不仅仅是在最近，即在中国历史上，在全世界上，如此团结也是少有的！”

记者探访了重庆市歌乐山西面赖家桥的郭沫若旧居，“当时轰动全国的重庆‘雾季公演’就是在这里发轫。”该馆李盛虎主任告诉记者，重庆是个山城，也是著名的雾都，每年10月到第二年5月是重庆的雾季，日本军队不能来轰炸。文艺家们利用每年这个时间段，密集上演戏剧，为抗日救亡造势。

文化是锋利的匕首，也是尖锐的投枪。在周恩来的领导下，1941年开始，重庆“雾季公演”在日机轰炸的间隙中坚持了四届。期间，郭沫若“曲线救国”，创造性地用历史剧的形式“借古讽今”。他陆续创作的《棠棣之花》、《屈原》、《虎符》等六部剧，都圆满完成了周恩来所要求的“克敌制胜”的作用。阳翰笙的《天国春秋》借太平天国洪宣娇之口说出：“大敌当前，我们不应当自相残杀”时，观众中立即引起暴风雨般的掌声。郭沫若创作的《屈原》中《雷电颂》，借屈原之口控诉：“鼓动吧，风！咆哮吧，雷！闪耀吧，电！把一切沉睡在黑暗怀里的东西，毁灭，毁灭，毁灭呀!”这部剧所鼓动的热烈情绪，很快在民众间迅速流传。

炮声远去，记忆悠长：民族较量，当守住文化之根

卢沟桥炮响之后，配合着日军的武力侵略，日本“思想灭华”、“文化灭亡”的野心也昭然若揭，试图消灭中华文化、从而毁灭中国精神。与正面激烈交锋的文化战场相比，看不见的中华文化保卫战同样深沉悲壮。

侵华战争开始后，日本就开始有计划地摧毁着中国的教育、文化和学术机关。日军轰炸商务印书馆，并叫嚣，“如果炸毁的只是闸北的几条街，中国人一年半载就能把它修复起来；只有炸毁了商务印书馆这样重要的文化机关，它将永远不能恢复！”道理很简单：要想灭掉一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必须先毁掉它的文化之根。

文化保卫战最迫切的，就是延续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大批中国文人带领着大批科研机构，向昆明、成都、重庆一路迁徙。故宫文物，顶着大轰炸、失火、盗贼等重重险境南迁，损失甚微。浙大校长竺可桢带领着上千名浙大师生，在烽火中“驮”着一个大学，历经四次迁徙，保存文化血脉。夫人病逝，幼子夭亡，他埋葬了他们，继续向前。

就这样，在中国大地上的隆隆炮火中，文人们用不同的选择诠释着爱国。不管是哪一种选择，对于这些文人来说，都经历着生死的威胁、气节的考验。

在重庆市档案馆里，研究员唐润明向记者出示了当时的一批名人手札。其中一份郭沫若写给当时重庆社会名流的书信，邀请他们晚上来看戏。“这封邀请函也是一封委婉的募捐信。”被当时推为文人领袖的郭沫若，为了抗战募捐四处奔波、费尽心血。为尽好“文协”总务部主任的职责，老舍硬逼着自己抛弃文人习气，“我怕见生人，怕办杂事，怕出头露面”，为了抗战，他必须挺身而出。

是什么让一介文人纷纷改变了原来柔软怕事的性格？这一切，都围绕两个庄严而神圣的字眼：爱国。

“这些无声的人物，才是真正伟大的英雄。……没有他们，抗战更无法度过这严冬！”在《保卫卢沟桥》之后，剧作家陈白尘创作的对象定位为抗战时期的知识分子，他为自己笔下的文人写下了这样的评价。

八年抗战，文化阵地从未失守。他们，虽然是柔弱的文人，但却用不屈的脊梁，强悍地拱卫着中华民族的精神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