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认为中国屈原学会在屈原精神全国推广工作中有何作用？

徐志啸：中国屈原学会的成立，对屈原、楚辞文化的普及、提高、传播，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据我观察，一个人做学问有时候是被逼出来的，你要参加学会的年会，就要写论文，一次次参加会议、提交论文，时间一长，在这个方面就会有所积累。每次的论文肯定要拿得出手、要创新，那么这个学会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无形之中逼着你在若干年内就这个专题诞生了一批成果，而你总不能去炒冷饭、总不能没有新意，对学者来说，无形之中就起到了促进作用。

从积极层面来说，促进学术交流。譬如我今天会上所言的楚辞国际化的问题，没有学会推动是不行的。一定是通过学会进行学术交流。对于学术而言，增强了生命力，起到了团结队伍、组织队伍、发现人才、推出系列成果的作用。每次年会结束后，将经过挑选的年会论文编成丛刊，另外还会编纂丛书、文献丛刊，如现在中国屈原学会的《中国楚辞学》刊物。原本是单兵作战的，现在就有一个团体、一个组织，大家可以协调，包括资料运用、观点创新、中外碰撞等等。在这方面，屈原学会都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有一句话叫“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那如果楚辞亦是这般的话，国人脸上是无光的。屈原学会在组织推进学科研究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中国屈原学会创立的三十年间的发展比较正常。学会对于促进学术发展、促进屈原与楚辞的传播影响以及与地方上的合作都做得很好。如湖南湖北一带非常重视，甚至当地会自发成立屈原学会，再挂靠到中国屈原学会上，上下结合，实现“本土化”。

今天所谈到的“国际化”，就是依靠学会有意识地向外传播、邀请讲学等，学会都发挥了很好的协调作用。

记者：屈原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范畴中应处于何种地位？

徐志啸：中华传统文化以汉文化为主体。屈原的文学作品中融合了儒家、道家、法家、兵家、杂家、农家、原始的巫文化（即带有浓厚的楚地特色的）等各种文化元素，比如《山海经》、《淮南子》。融合成以他自身理想主义色彩所表现出来的，以《离骚》、《九歌》、《九章》、《天问》为代表的作品。所以不能说巫文化和儒家文化、道家文化是完全对立的，在屈原的作品中是融合的，我将其称为战国时代融合多家思想文化色彩的一个人。他不是思想家，但他有他的思想；他不是一个儒家的代表人物，但他的思想之中主要还是以儒家为代表。他不是纯儒家，而是融合了多家的色彩（有儒家、道家、法家等）。但是在倾向上，譬如他的忠君、他的理想、理想的实现以及最后的自杀，都是在中国传统的宗法家族的思想指导下所形成的，所以他忠君甚至到了愚忠的地步，因此他会以死向君主谏言，相信君主、将希望寄托在君主身上。

巫文化从时代上说，确实要比儒和道要早，是一种原始的宗教文化。但是随着楚国文化的发展，它逐渐揉进了儒道当中，在屈原的作品中体现出一种混合、融合的状态，这种文化状态具有比较独特的风格，和中原有所不同。

当然我们现在所强调的还是孔子的一些思想，作为汉文化的代表。但是有一种说法，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代表人物，一是孔子，二是屈原。孔子毋庸置疑，屈原最关键的在于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影响特别大。研究楚辞会发现：汉代是个高潮、宋代是个高潮、清代是个高潮，我们现代也是出现这样的高潮。知识分子在民族矛盾发生重大冲突的时候，或者是国家意识、或者是民族存亡，这个时候“屈原往往会跳出来”——知识分子往往会把他作为一种代表，作为一种思想寄托。

像南宋，正好是北宋亡了，金人南下、民族存亡的时候，为什么南宋的楚辞研究会出现高潮，如朱熹等。他们研究楚辞其实是借题发挥，并非为学术而学术。明清时代亦是如此，特别是清代，因为清代是满族人南下的异族统治，在此情况下汉族人如何发出自己爱国、爱明主的感情呢，那就是借助屈原。到了王国维、老舍投河、郭沫若（骂蒋介石时也是搞了个屈原的话剧）等等，都有屈原的影子。所以说屈原就变成了一个精神符号——历代的传统知识分子都在其身上寄托思想感情、抒发其对民族对国家的感情，以至于赋予其一个标签：爱国主义。实质上，屈原是谈不上爱国主义的，他所在的时代没有国家的概念，他完全是忠君、爱民，封建宗法体制下的忠主、忠族的人士。

从我们今天来说，其身上所表现出的几个方面，对现实社会是很有借鉴意义的。比如说，坚持理想的执着追求、不为世俗而变、不随波逐流、忠奸分明、善恶分明等。（但忠君甚至到愚忠这一点还是不可取的）。当然，从文学上来说，他的创造性也是很突出的。

记者：屈原身上所折射出的精神与中国传统的士文化，您认为有没有关联呢？

徐志啸：有关系，当然有关系。刚刚所说的屈原在后代的影响中，士文化就有他的成份，他的影响很大。因为他是用生命寻找理想，这个对历代的知识分子是有很大的震动的。因为一个人最重要的是生命，而他把自己的生命献出来寻找理想，对其他人确实是有震动的。

记者：对，就像您所言的老舍，最后宁可失去生命、也不愿失去尊严，这是一种传统。但是在我们平常人的观念中，对士文化有种误解。比如我们会谈到东晋文化（是士文化彰显比较突出的地方），但我们一谈到东晋，就会觉得这种世俗间的社会有多腐朽，但事实上它们背后的士文化的精神很少为人所见。这是我们在享受这样的一种文化时必须得面对的一个问题，其实士文化在中国每一个知识分子身上都有折射。

徐志啸：当然，士文化的概念本身就是一个综合的、整体的，其中的成分很复杂。要看哪种士、哪类士、哪种文化。

记者：让我们还是回到楚文化上。楚文化是高雅文化的代表吗？就我个人而言这种文化太让人赏心悦目了，它应该是尖端的高雅文化。

徐志啸：那是从时代上而言的。当时那个时代条件下，它显得比中原文化灿烂辉煌、多姿多彩、五彩缤纷、想象力丰富。

记者：您一直在做楚辞的海外推广传播工作？

徐志啸：我的研究方向有两个，一个是古代文学、一个是比较文学。两个专业的博导，给我带来了比较方便的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机会。我从1991年开始，第一次到日本参加国际会议，到现在应该说是亚非欧美大概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平均每年两次左右，迄今有四五十次。我参加的国际会议和在国外的学术演讲，与楚辞有关系的一共有十四次，遍及四个洲八个国家。

我自己觉得很有收获，不仅仅是国际交流的层面，开拓视野的问题，还去了解世界如何认识中国。另外就是我把中国的东西传播出去，他们是怎样的感觉。

比如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方就提出来希望我谈谈中国的楚辞研究的最新动向。在伊利诺伊香槟分校，他们希望我谈刘协对辞赋研究的看法。各个国家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了解研究的动态、倾向，然后来启发他们对作品、人物的认识。我觉得很有意思。

另外，楚辞的浪漫想象和东方的思维对西方的创作的比较，也会引发西方学者的兴趣。把《楚辞》与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有些方面可以参照，进行一些想象的比较，就是一个很好的课题。

记者：《屈原与但丁》，做出该比较的立足点是什么？

徐志啸：完全是偶然的因素。我看到《神曲》当中的一幅插图——驾着车到天堂，主人公在引导下从地狱到炼狱到天堂，驾车在天堂遨游。突然使我想到《离骚》下半部分，主人公也是上天国，也是坐车。然后我就产生兴趣，为什么会产生这个不约而同的现象，就去看作品、查史料，然后再将这两个完全没有关系的诗人放在一起比较，谈出一些想法。

是一个偶然的因素造成的，但是将东西方文学拿来放在同一个平台上，这是有意识的。因为我的学问是朝这个方向发展，而且我对此非常有兴趣。就是试着去做比较文学的时候，人的眼光思维会一下子从小的范围跳到比较高的高度，视野会比较开阔。马上会想到国外，当然我不能和钱钟书比，钱钟书是在读书的时候，读到某一个情节、某一个典故、某一个词语，他会马上跳到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因为他知识面很宽。对于我而言，觉得有这个兴趣，但没有达到他这个水平，但有的时候也会跳也会联想。这对于全方位的多侧面的了解文学的人物、作家、创作都有好处，能够从宏观的视角上来认识他们的本质特点或者是比较他们的异同。

记者：《楚辞》在中国传统文学和世界文学上的地位如何？

徐志啸：我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叫《屈原在世界文学上的地位》，他完全是一流的。

记者：您刚刚讲了让国外知道中国。那么在楚辞研究这一块，您有没有想过让中国的老百姓知道《楚辞》？

徐志啸：这个是绝对要做的。实际上，国际化是处于高一个阶段的。一般老百姓的普及，那是首先要做的事情。主要是课堂读书，中学生、大学生，特别是中文系的学生；另外一个是作品的翻译、精译、注释、评论、鉴赏。

记者：您多年来孜孜不倦的从事学术研究的动力是什么？

徐志啸：主要是事业心。希望不断的能够在学术上提高，能够增强各方面的学术成果。

记者：您对韩国的江陵端午祭申遗的看法？

徐志啸：日本，韩国确实有这样一个情况，中国的东西传过去他们保存、传承的比较好。而中国，虽然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反而没有很好的保存和发展。那么所谓江陵的端午习俗，这实际上是中国的东西，传到他们那儿以后，他们反而做成了一个产品，搞得世界范围里很多人过去游览。这点必须承认，人家有的地方确实做的比我们好，这是第一。

第二，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促进，他们申请到了世界文化遗产，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刺激，说明我们在这方面没做好。完全是我们的东西，怎么到他们那儿变成了他们的东西。你不能怪人家把这个做成这个样子，而要怪自己为什么不超过人家？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教训，促使我们对中国的传统的精华的东西要认识。你要很好的认识到这个是你的宝贝你不要把它丧失，怎么样把它做得好做得漂亮来吸引全世界，成为一个文化宝库、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