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郭杰教授接收记者刘焕杰专访。记者柏华摄

我与屈原研究的不解之缘

记者：请问郭教授，中华文化可谓博大精深，您当初为什么会选择研究屈原与楚辞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

郭杰：从宏观上说，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而在中国的文化中，屈原是一位具有奠基意义的极为重要的历史人物。他在那个年代，取得了非常辉煌的艺术成就，写出了如《离骚》、《九章》、《九歌》、《天问》、《招魂》等一批优秀诗歌作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峰，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无论是汉代的辞赋，还是魏晋六朝唐宋元明清的诗歌，都受到他的极大影响。这种影响，还仅限于文学领域，他的高尚的人格、超远的理想，都非常令人敬仰。如今看来，就是中国的历代社会精英、文人士大夫，以及近代以来出现的知识分子，都对社会怀有的一种高度的责任感，对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有一种休戚相关、生死与共的情怀，也就是顾炎武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所以说，我们学习中国文化，学习文化传统，其实都离不开学习屈原的艺术成就，同时也更要学习他的人格精神：对光明的追求，对黑暗的抨击，对理想执着的坚持，对人生命运的一种抗争。

从微观上说，选定屈原和楚辞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也有我个人的偶然性。我在大学期间，比较喜欢自己写诗歌。我在写诗歌的同时，也去了解诗歌的艺术本质，了解如何写得更好。当时，也读了一些诗歌理论和批评的书，发现有很多的研究者在研究中，引用了一些古典诗歌理论，于是就萌生了学习古典诗歌理论的念头。后来，在老师们引导下，加上自己通过进一步的学习研究，发现要想真正研究透古典诗歌理论，一定要对古典诗歌的创作实践、历史发展、风格流派等有所认识，然后才能对古典诗歌的理论、观念有所了解、有所体会，所以，我又回过头来研究古典诗歌的历史发展。

在对诗歌史的研究中，通过进一步学习，我感到，先秦时代是我们中国文学奠基的重要时代。若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而不去研究先秦文学，那可以说是盲人摸象，不得要领。而先秦文化中，最重要的两部经典性作品，便是《诗经》和《楚辞》。我的本科学习生涯，是以一篇关于《诗经》的学位论文结束的。到了研究生学习阶段，我进一步展开了对《楚辞》的研究。而屈原是《楚辞》多数篇章的作者，所以就必然展开了对屈原的研究。我在研究生阶段写了第一篇关于屈原的论文，后来发表在《北方论丛》上。我从《离骚》等作品开始入手研究，后来拓展到对屈原整个思想性格、文化创造的研究。所以，我的硕士论文的主题是给予《离骚》的，而博士论文的主题是关于屈原的整个思想精神的。从此，自己对屈原和楚辞的研究，也就一发而不可收拾了。

记者：那么，在研究屈原的过程中，您有受到哪些重要影响吗？

郭杰：在这方面，历代学者都有很多重要的成果，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古代的王逸、朱熹、王夫之、戴震等大家，自不必说。近代以来，郭沫若、闻一多、游国恩、姜亮夫、汤炳正等，也都取得了重要的突破性成果。就我个人来说，那么首先就不能不提到我的导师杨公骥先生。他的学术研究，可谓博大精深。尽管他关于屈原研究的论文数量不多，但是却是极为睿智、深刻的，这对我的影响很大。我的硕士导师傅庆升、冯克正二位老师，也是杨公骥先生早年的学生。杨先生先后培养了八位博士，我是最后一届。我的师兄李炳海、赵敏俐、杨树增、许志刚、姚小鸥等，都从事屈原与楚辞的研究，并且都卓有建树、享誉学林。我在博士毕业后，到吉林大学担任公木先生的学术助手，他既是著名学者，也是著名的诗人，对我影响很大。从1987年起，我开始参加中国屈原学会的学术活动。前任会长褚斌杰先生，可以说是对我耳提面命、教益很多。现任会长方铭先生，也是褚先生的学生，是一位学术上专研精深、卓有成就的优秀学者，同时具有很强学术组织能力和社会担当意识。我们也是经常切磋交流的好友，对我帮助也很大。

这些年来，我从东北师大毕业来到吉林大学，从吉林大学调到深圳大学，再从深圳大学调到华南师范大学任职，在不同的学校里，感受到了不同的学术氛围和传统，这对我治学，也有很宝贵的启发借鉴意义。

楚辞，异峰突起的伟大经典

记者：我们知道，您对《诗经》也很有研究，同时也担任了中国诗经学会副会长。请问，您认为《诗经》与楚辞有哪些异同？

郭杰：在我看来，《诗经》和楚辞的区别，首先是在数量上和形式上的。两者篇目数量不同。《诗经》有305篇，而楚辞篇数要相对少些，只有25篇（这是指先秦时代的楚辞作品）。另外，在形式上看，《诗经》的篇幅相对短小，而《楚辞》的篇幅则比较宏大。

其次，是两者产生的年代不同。《诗经》主要包括了到西周春秋中期的作品，也有少数商代作品，内容十分广泛，产生的时期相对比较长。《楚辞》产生于战国时代的中后期，持续的创作时间比较短。当然，如果把汉代的创作也算上，那时间也比较长了。直到今天还有人创作辞赋，那是另一个问题了。

第三，是两者产生的地域不同。《诗经》产生的范围，既包括了王畿地区，从西周到东周，也就是今天的西安到东洛阳一带；也包括十五国风，涉及到今天的陕西、河南、河北、山西、山东等广大的区域。而楚辞主要集中在战国时代的楚国，也就是今天的湖南、湖北一带。所以，楚辞的地域特征更明显。宋代学者黄伯思说：“屈宋诸骚，皆书楚语，做楚声，纪楚地，名楚物。”就是这个意思。

第四，两者的艺术风格不同。从今天的文学观点来说，《诗经》是伟大的现实主义的经典性作品。其中涉及男女爱情的（如《关雎》等），也有关于战争的（如《采薇》等），关于农业生活的（如《七月》等），还有历史题材的（如《生民》等），从贵族到平民，涉及到社会各个阶层。因此，《诗经》可以说是那个年代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而《楚辞》则是继《诗经》之后异峰突起的经典性作品，现在有人称之为浪漫主义，也是可以的。由于荆楚文化受到巫教的影响很深，而巫教中又保存了大量的神话传说，所以我们看到，屈原在楚辞创作中运用了丰富的神话传说的内容，他可以乘着龙凤遨游，可以让日神月神都听从他的指挥，可以去天国叩问上帝，也可以在日落之处休息。屈原是受到《诗经》的很大影响的，而他这种宏大的气势、丰富的想像、瑰丽的语言，又超越了《诗经》的艺术水平，达到另一座前所未有的伟大高峰。

另外，从后世影响来说，《诗经》被列为“六经”之一，地位尊崇；而楚辞则是集部之首。也不相同。

所以说，《诗经》与《楚辞》同是先秦时代中国两大诗歌艺术的高峰，在时间上具有一脉相承的发展关系，同时也各自有自己的不可替代的辉煌。

屈原，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

记者:在您的眼里，屈原是一个怎样的形象?他作为一个伟大诗人，是怎样形成的？

郭杰：司马迁在《史记》里，将同样才高气盛却又因忠被贬的贾谊与屈原合并写成《屈原贾生列传》，因为两者富有才华、忠贞坚定，并且都经受了不幸的命运。其中讲到屈原，开篇第一句：“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这说明，司马迁非常重视屈原和楚王同姓的贵族这个身份，认为这个身份是很重要的。

同姓贵族代表了他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家世渊源、早年受到良好的教育、耳濡目染形成了政治活动的能力。所以司马迁说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这些广博的知识、锋利的口才、开阔的眼光，都是和他自幼作为贵族子弟受到的教育分不开的。毕竟当时的社会资源很匮乏，普通百姓很难享有那么好的教育机会。除了文学上的成就，屈原年纪很轻就担任了怀王的左徒，“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那是很高的职务，那也和他贵族身份有关，同时也显示出了他的政治才干。

屈原作为同姓贵族，即使遭受很大打击，即使内心也有矛盾，但他宁死都不肯离开楚国。他的“美政”理想，也是和贵族身份分不开的。当然，更主要的，还是他后来在政治上、道德上的抉择，是一个发展过程。但贵族身份是一个重要的基点，而现在学者们对这个问题的重视，还是不够的。也就是说，没有还原到当时的时代生活中去。

其次，他有很强的社会担当。这一点也依赖于上述的同姓贵族身份。他的身份使他不同于异姓的大夫，他将国家命运与家族兴衰、个人荣辱紧密联系到一起了，他对于楚国有强烈的归属感和责任感，才形成了他“美政”的理想。

记者：有人说，如果屈原没有投江，如果楚国能够重用他，那么楚国就一定可以强盛。您怎么看？

郭杰：作为一个个体的政治家，是无力扭转整个历史发展的趋势的。历史具有偶然性，但也具有必然性。当时的秦国经过了商鞅变法，蓬勃发展，高屋建瓴，已形成席卷天下的气势。而此时的楚国，从楚王到贵族，再到整个执政集团，整体上处在衰落之中。屈原以个人的力量，无法根本改变这种大的历史趋势的发展。但是，我们不得不说，屈原这位优秀政治人才的错失，确实是楚国的一大遗憾。

屈原怀抱崇高的社会理想和人格情操，在当时的楚国无法得到施展。然而，恰恰是他政治上的失意挫败，反而成就了他在诗歌创作上的杰出成就，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也让我们今天，在同情他作为政治家的不幸遭遇的同时，能够瞻仰他作为伟大诗人的风采。

从人格的高洁、情感的丰富、想象的瑰丽、语言的华美，以及对后世的影响来看，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比得上屈原。他是具有奠基性和标志性的。所以说，屈原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同时他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

郭杰，现任华南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规划评审组专家，中国诗经学会副会长，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广东省中国文学学会副会长。历任吉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副所长、深圳大学文学院院长。

曾师从著名学者杨公骥教授、公木（张松如）教授等，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主要集中于中国诗歌艺术（特别是《诗经》、楚辞）及其相关理论问题。著有《古代思想与诗的世界》、《屈原新论》、《先秦诗歌史论》、《白居易诗歌选注》、《益斋漫录》等书，主编（十卷本）《中国文学史话》、（五卷本）《文学大教室》，并出版诗集《故乡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