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运河利在当代的作用显著，沿途建设的水利工程集中表现了古代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已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物质文化遗产。

运河航道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人工开挖的航道；二是原来不能通航或通航能力差的河道，经拓宽加深后具有了航运能力的航道；三是人工开挖的航道与河流湖泊原有的航道串联在一起，构成的新航道。这三种航道联结在一起，以低廉的运输成本给古代社会的经济发展注入活力，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布局，给城市建设和选址打上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运河实际上是冷兵器时代的高速公路。古人在开挖运河时，同时赋予其交通运输、农田灌溉、排洪防涝、调节水位等多种功能。

通常以为，隋炀帝开凿的以洛阳为中心的运河，第一次沟通了五大水系。但严格地讲，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吴王夫差开吴古故水道、邗沟、菏水等，已使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等四大水系相联系，东汉建安年间曹操在河北地区开睢阳渠、白沟、平虏渠、泉州渠、新河、长明沟、利漕渠则建立了黄河和海河水系之间的联系。以曹操开凿的河北运河为节点，早在建安时期中国的运河就沟通了五大水系。

无论前述哪一种形式的运河航道，都必须以河流湖泊为补给水源。一般来说，河流湖泊的水量是恒定的，且有一定流域。当大量的水改变方向补入运河时，势必给原有流域带来生态环境上的影响。于是，一方面，运河的综合功能改变了流经地区的交通、经济、文化面貌，给沿途地区的农业及社会发展注入活力；另一方面，河流改道注入运河后，则缩小了原有的流域面积，并势必对其带来深刻变化。尽管这种变化在短期内难以察觉，但长此以往，影响是巨大而不可估量的。在这种意义上，运河实际上是一柄双刃剑。不过，运河利在当代的作用显著，沿途建设的水利工程集中表现了古代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已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物质文化遗产。同时，运河建立了不同区域间的文化交流，又创造出许多非物质形态的文化遗产。

对于中国何时始开运河，近人有不同观点。我认为大禹是最早开挖运河的人。20世纪上半叶，在古史辨派的质疑下，大禹成为神话传说人物。但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证明，中国历史上确有夏王朝的存在，如果大禹之子启作为夏朝开创者是信史中的人物，那么大禹应是历史人物。

不同时期运河建设集中在不同区域。当政治经济中心集中在黄河流域时，运河的开挖自然也集中在此，而当经济中心向淮河、长江流域转移时，后者自然成为开凿运河的重点地区。需要说明的是，近人研究古代社会经济中心转移，只讲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这一观点略显偏颇。经济中心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的转移，经过了淮河流域这一中间环节。这从唐宋各地区漕运分配额度中可以得到证明。如宋代依靠江淮漕运，从淮河流域调运的漕粮超过江浙。又如据日本学者池田静夫统计，宋神宗赵顼熙宁十年（1077），全国商税超过十万贯的城市有三个，杭州名列第一，年征商税十七万三千余贯；北宋首都开封第二，年征商税十五万三千余贯；楚州（治所山阳，今江苏淮安）第三，年征商税十一万三千余贯。这表明，在江浙经济中心形成之前，淮河流域曾是全国的经济中心。

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兴修运河始于汉武帝。自汉武帝在关中开漕渠后，出现了“用事者争言水利”（《史记·河渠书》）的局面。漕渠开挖后，改善了关中水运交通条件，还加强了农田灌溉，改良了沿岸地区的盐碱地，提高了当地的农业生产水平。不过，其带来的后果也是严重的。如王莽时期的大司马长史张戎说，黄河“号为一石水而六斗泥”（《汉书·沟洫志》），如果过分使用黄河水，必然会导致淤沙沉淀、河床抬高，造成泛滥的危险。然而，为了发展漕运，人们依旧在无节制地使用黄河水。如东汉在洛阳兴修阳渠，随后，王景、王吴又兴修汴渠、浚仪渠等运河，都把黄河视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其结果便是，两汉时期黄河决口、漫溢共有二十多次。

有趣的是，“五胡乱华”后，在中国的南北分治时期，游牧民族在黄河流域建立政权后，将黄河两岸改为千里牧场，从此不再开挖运河。到隋统一中国时，黄河经过两百多年的恢复，基本上没有发生决口和漫溢。黄河生态得到恢复，为隋炀帝开挖以洛阳为中心的运河奠定了基础。

运河促进沿岸社会经济发展，如翦伯赞先生论述明中后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情况时指出：“当时，工商业发展比较显著的城市，除去南北两京外，大致分布在江南、东南沿海和运河沿岸等三个地区，而其中以江南地区最为繁华。”江南城市大都是运河城市，它们由京杭大运河串联而起，走到全国经济的前列，而这与运河在商品流通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有着割不断的联系。但我们也应看到，运河对黄河水系的破坏是巨大的，而当运河依傍不同水系开挖时，也给这些水系及原有的流域带来负面效应。

来源媒体：《中国社会科学报》 刊播时间：2014年4月4日作者：张强

媒体链接：http://www.cssn.cn/zt/zt_zh/kuaxuekezhuanti/dyh_

whyc/dyh_gdjz/201406/t20140624_122436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