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胡玲，淮阴师范学院历史文化旅游学院讲师；陈祖洲，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对西方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来说，“中产阶级”是一个富有吸引力的课题。①近代英国中产阶级因其兴起的扑朔迷离、成分的多样性、社会地位的不稳定性、与上下阶级间关系的复杂性、涉及研究领域的广泛性，吸引了众多学者，尤其是历史学家们的关注。他们根据不同的资料，从不同的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一方面催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②另一方面也展现了学界对于英国中产阶级形成问题的不同认知。全面梳理现有的研究成果，厘清学界争论的焦点，将有助于该问题的进一步研究。

一、研究领域的开辟

作为社会史研究的主要范畴之一，英国中产阶级的形成问题伴随着英国社会史研究的发展而产生。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韦伯夫妇和哈蒙德夫妇领导下，英国社会史学家开始集中于劳工史和工人阶级历史的研究。③20世纪70年代之后，随着西方新史学运动的兴起以及受到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英国社会史学界一改以G.M.屈威廉(G.M.Trevelyan)为代表的传统社会史风格，④借鉴其他社会科学的新观念和新方法，极大地拓宽了研究领域，改进了研究方法，逐渐形成了新社会史学派。学者们认为在对社会变化和社会关系进行分析时，除需要对工人阶级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之外，还要对其他社会集团和阶级做出同样的研究。从此，中产阶级形成问题作为英国社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开始备受学者的关注。

当然，在此之前，对于英国中产阶级形成问题的研究和争论虽然没有形成气候，但已经开始，例如R.H.托尼和路易斯·B.赖特在其相关研究中就认为早在都铎王朝时期甚至在伊丽莎白时期就出现了中产阶级。托尼在1912年出版的《16世纪土地问题》一书中指出，“都铎王朝对新君主制所依赖的商业和中产阶级予以特别支持”。⑥路易斯·B.赖特在《伊丽莎白时期英国的中产阶级文化》一书中，认为都铎“这一资产阶级王朝的兴起”支持了“中产阶级的成长”，⑦并阐述了都铎王朝后期和斯图亚特王朝初期的市民责任以及中产阶级的文化趋向。然而，赖特在该书中对“中产阶级”这一关键概念的使用却极不严谨，他所谓的“中产阶级”有时指“商业阶级”(the commercial classes)，有时又指“一般人”(the average man)、“普通人”(the common people)，甚至是“大众”(the multitude，the masses)。该书在15年以后受到杰克·赫克斯特的抨击。赫克斯特反对将中产阶级的概念扩大化，认为商人、城镇居民、工业劳动力的雇主、中小土地所有者、牧人和约曼农、律师和公职人员，在16、17世纪还没有形成一个单独的明确的社会群体，英国贵族统治延续到19世纪早期，托尼和赖特所谓的伊丽莎白时期的“中产阶级”只不过是一个神话。“光荣革命”后的几十年里，中等阶层没有很强的群体意识，因此并不存在与土地贵族间的阶级斗争；中等阶层的特点是渴望仿效土地贵族的文化和价值观，所以，土地贵族的霸权在文化上被保存下来，甚至得到了加强；都铎王朝之所以支持商业贸易和中等阶层是因为这个阶层是国家繁荣的利益所在。因而，他们一方面把中等阶层视为国家“奶牛”，并牢牢地抓住催乳的原则——吃饱的奶牛多产奶，另一方面却严格限制中等阶层对等级社会的破坏。直到19世纪英国等级观念衰落之后，“一个自信、政治上警觉、非常富有的社会阶级——中产阶级，才在权力和名望上要求其位置”，并在1832年出现了“中产阶级的胜利”。⑧虽然赫克斯特的分析切中了托尼和赖特的要害，但在试图证明贵族统治连续性的过程中，没有认识到17、18世纪中产阶级权力和地位的着实提高。不过，他的上述观点对此后的讨论和争议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

随着英国社会史研究视角的拓展，20世纪70年代之后，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投身于近代英国中产阶级形成问题的研究，并不断推出新成果。保罗·兰福德的《文雅和富有商业精神的人们：1727-1783年的英国》，尽量站在中产阶级的立场上，重现当时中产阶级眼中的世界，并认为中产阶级在该时期的社会中有压倒性的影响；⑨彼得·厄尔的《英国中产阶级的形成：1660-1730年伦敦的商业、社会和家庭生活》一书，探讨了该时期中产阶级经济、婚姻家庭生活的变化以及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的形成过程；⑩约翰·斯梅尔的《中产阶级文化的起源》以阶级形成的文化理论为依据、以哈里法克斯为个案，论证了中产阶级在经历了18世纪的经济文化变迁之后，开始有明确的阶级认同感，到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英国中产阶级文化最终形成。(11)此外，玛格丽特·R.亨特的《中等阶层：1680-1780年英国的商业、性别和家庭》、乔纳森·巴里和克里斯托弗·布鲁克斯主编的论文集《中等人家：1550-1800年英国的文化、社会和政治》等等，也从不同角度对近代英国中产阶级的形成问题展开了研究。(12)除了出版众多的学术著作外，学者们还发表了大量相关论文，如K.赖特森的《英国近代早期的社会等级：三种方法》(13)以及《阶层、地位和等级：对都铎和斯图亚特时期英国社会理解的变化》、D.克雷西的《描述伊丽莎白和斯图亚特时期英国的社会等级》等，主要研究近代早期英国的社会等级；(14)科菲尔德的《18世纪英国阶级的称谓和数量》、P.马赛厄斯的《18世纪的社会结构：约瑟夫·梅西的计算》等，主要研究英国18世纪的阶级状况，并从整体的角度探讨中产阶级在18世纪英国社会结构中的位置；(15)而约翰·希德的《从“中等阶层”到中产阶级：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的英格兰》，则深入研究了此时期表示中间阶层的各种词汇，如“middle class”或“middle classes”的出现情况。(16)但也存在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从研究现状来看，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一些不可回避的关键问题上，如近代英国的社会分层、中产阶级的概念、中产阶级的形成时间、中产阶级的阶级认同、中产阶级的社会流动等。虽然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存在明显的不一致，甚至对立，但需要指出的是，对近代英国中产阶级形成问题的研究也正是在这种不一致或对立中逐步走向深入，并使未来的研究充满了魅力与挑战。

二、谁是中产阶级

人类社会由有机联系着的各部分组成，人们将它作为客观事物进行分解、剖析，以便于认识与研究。“结构”这一概念被引入社会学之后，就被用于对社会的描述或分析。社会结构是动态的，随历史的发展而变化，一旦形成新的社会结构，即发生社会转型。英国在16-18世纪逐渐由等级社会过渡为阶级社会，中产阶级即产生于这一过程中。因此，近代英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层理论分析，就成为界定中产阶级的第一步，因为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层理论不同，对中产阶级的社会定位也就不同。西方学者在这方面的主要观点可概述如下。

（一）“无阶级说”，其代表人物是H.珀金。珀金在《近代英国社会的起源》一书中认为，工业革命之前的英国是由贵族统治的“无阶级的等级社会”。(17)虽然他在该书中也提到企业家，后又提到“被遗忘的中产阶级”，即律师、医生、公务员、教师等职业人员，但又认为这些职业人员在当时处于依附地位，被当作一个单独的阶级似乎不妥。(18)这种“无阶级的等级社会”的最终改变始于工业革命。珀金认为这场伟大的革命，不仅对英国社会各阶层的生活、家庭以及城镇的发展等产生了广泛影响，而且促使中等阶层、工人阶级、贵族各为其理想而斗争，最终导致以阶级的横向团结为基础的新社会，取代了以依附和庇护的纵向联系为基础的无阶级的等级旧社会，到维多利亚时代中期英国成长为成熟的阶级社会。(19)

（二）“一阶级说”，其代表人物是P.拉斯莱特。拉斯莱特在《我们失去的世界》一书中明确指出，工业革命之前的3个世纪里，最多占人口5%的统治者，拥有大部分财富和行政权力，控制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其他人群都是被统治者。因此，当时的英国是个同质的社会，即“一个阶级的社会”(a one-class society)。(20)这种“一个阶级的社会”虽在工业革命后出现了阶级分化，但他认为直到1901年英国都没有“坚实的中产阶级”。(21)显然，拉斯莱特“一个阶级的社会”判断源于他对“阶级”概念的理解，即阶级必须是“一个远离其他人的团体”，“有共同的工作环境”，(22)必须是“全国范围的”，并且能对整个社会进行协调行动。(23)但正如克里斯托弗·希尔所评论的：“如果你把结论建立在这样的定义上，那么在任何历史阶段除了统治阶级之外，当然不会存在任何其他阶级。”(27)值得注意的是，拉斯莱特认为阶级冲突也可能存在于前工业化社会，由于前述的“一个阶级的社会”的观点，他只能将这种阶级冲突解释为阶级内部和个人之间发生的冲突。

（三）“二分说”，其代表人物是道格拉斯·海和尼古拉斯·罗杰斯。在《18世纪的英国社会》中，他们把英国社会分为暴民和贵族（广义的贵族还包括土地所有者和商人、制造业者的上层），就像其副标题“梭与剑”所揭示的，18世纪英国社会的主体叙事是暴民和贵族这两个阶级的变化关系。(25)很明显，在他们的认识中，中间或中等阶层和职业人士是不存在的。

与此不同，更多持社会结构二分说的学者考虑到了中等阶层的存在，只是对其定位相当模糊。L.斯通根据是否用自己的双手劳动这一标准，把16世纪的英国社会划分为贵族、非贵族两个等级。但在这种两分体系中，斯通还列出了四个半独立的职业等级：商人、律师、教士、行政人员，只是没有界定他们在体系中的位置罢了。(26)赖特森则承认16世纪末到17世纪的英国存在一个“社会的中间等级”，但认为当时的社会趋势是两极分化，中间等级并未成为一个独立的群体，不是像上层那样有明显的阶级意识，而是向上层靠拢。类似于珀金的“无阶级说”和拉斯莱特的“一阶级说”，赖特森认为英国“不是一个阶级关系主导的社会”，正因为如此，赖特森总是避免使用“阶级”、“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之类的词汇，即使使用“阶级”一词，其目的也是否定贵族以外的群体存在阶级意识。(27)E.P.汤普森也把18世纪的英国社会划分为贵族、平民两极，他认为“在这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成长着的职业中产阶级和制造业中产阶级（可能伦敦除外）的潜在成员满足于可怜的依附状态，或是把他们的面孔掩盖在群众运动之下，直到18世纪最后30年才发现自己的存在，19世纪才进入一个阶级关系和意识形态的结构性重建时期”。(28)

（四）“三分说”，这是一种既简单又方便研究的分层方法，即将社会分成上中下三层，其代表人物是约翰·鲁尔。1992年，鲁尔出版了《英国人：1714-1815年的英国社会》一书，在介绍了该时期英国的人口增长、城市化、消费革命等变迁之后，分别研究了“上层阶级”(upper class)、“中等人群”(middling people)和“下层等级”(lower orders)，并介绍了中产阶级的价值观。鲁尔认为该时期的英国本质上是一个贵族社会，但阶级分裂已经非常明显。(29)明确的三分式的社会结构，再加上作者对各种资料的娴熟运用、对经济关系的重点描述，使我们对中产阶级有较准确、全面的认识。

（五）“五分说”，其代表人物是澳大利亚学者尼尔。尼尔在《1680-1850年英国历史中的阶级》一书中，提出了“五阶级模式”：第一个阶级是上等阶级，由贵族、大土地所有者、当权者组成；第二个阶级是中产阶级，由大工业和商业财产所有者、高级军人和职业人员构成；第三个阶级为中等阶级，包括小资产阶级、有抱负的职业人员、文学家和艺术家等等；第四个阶级是工人阶级A(working class A)，其成员为工厂区的工业无产阶级、家庭工业的工人；第五个阶级是工人阶级B(working class B)，包括农业劳动者、城市中其他非工厂劳工、家内仆役、城市贫民和大多数工人阶级妇女。(30)尼尔“五分法”实际上是“三分法”的扩充，其中的第二、第三阶级基本上就是我们研究的中产阶级。

由此可见，面对力量不断上升的中产阶级，学者们大多为中产阶级留有“中间”的位置，这也基本符合中产阶级诞生之时的情况，即依据其在社会中的相对地位加以界定，上有贵族，下有工人。学者们依据自己对阶级社会的理解、对各种资料的运用，提出明晰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层理论，为我们研究近代英国中产阶级的形成问题提供了有益的框架和出发点，也为我们界定中产阶级指示了方向。但是，在实际的研究中，由于阶级概念本身的弹性、学者们理论背景的差异，更由于近代英国中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并渐至成熟的阶级，它不是静态的，总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所有这些因素都使对“中产阶级”的界定极为困难，以致彼得·盖伊(Peter Gay)说“它根本不是个可定义的单一实体”。(31)虽然如此，为了研究的需要，不少研究者仍然依据不同划分标准，从不同角度对“中产阶级”这一概念进行或精确或模糊的界定，从而出现了不同的定义。

第一，从职业的角度进行界定，这也是学术界在界定中产阶级时最常用的做法。总的说来，职业对于定义中产阶级还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指针，因为职业决定着财富，财富又反过来决定地位和权力。沙尼·德克鲁兹将中等阶层界定为独立的贸易家庭(independent trading households)。这一定义虽较模糊，却简明地表达了这一阶层的多重特征：他们必须为自己的收入而工作；用双手所得（如约曼农、农场主和工匠）或商业技能或经过培训的专业知识（如商人、律师和药剂师）进行贸易；很少被人雇用，即使是正在涌现的依靠酬金生活的政府官员，也像职业人员一样视其职位为一种财产投资。(32)约翰·希德通过与上层和下层的对比，对“中产阶级”进行了比较明确的界定：“中产阶级不同于土地贵族的地方在于，它从一定职业中获得收入；不同于劳动者的地方在于，它拥有财产，不需要体力劳动。其经济活动包括对物质资料、他人劳动的占有和管理。”(33)虽然希德的界定依据了与德克鲁兹相类似的原则，但两种定义之间仍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希德通过对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区分，将约曼农、工匠等体力劳动者排除在中产阶级之外，相对缩小了中产阶级的范围。

第二，从文化认同的角度进行界定。着眼于职业和收入的界定方式虽然简单易行，却没有考虑生活方式、价值观、宗教信仰、政治倾向等文化方面的特征，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中产阶级的社会与文化认同。正是在这一方面，约翰·斯梅尔开拓了自己的研究视角，提出了阶级形成的文化理论。他认为，“阶级最好作为文化来看待。这是一种如下意义的文化：它是一种过程的结果，一个集团在此过程中理解自身的世界，用格尔兹的话说，即造就其成员看待和理解自身和他人行为的意义网络”。(34)根据这一理解，斯梅尔使用两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化符号揭示了英国哈里法克斯地区中产阶级的自我认同，这就是中产阶级用以区别下等阶层的“文雅”和区别土地精英的“节俭”。(35)在斯梅尔看来，既追求“文雅”又追求“节俭”的阶层应包括商业和职业界的精英，即富裕商人、工场主、职业人士（医生、律师、教区牧师以及少数助理牧师）；簇拥在这些主要人物周围的小工场主；“为他们提供商品和服务而使自己的生活方式日具个性的人们——店主、熟练工匠、簿记员和教师之类的下层职业人士”。(36)

在《中产阶级文化的起源》一书中，斯梅尔运用阶级形成的文化理论，以英格兰北部一个最重要的纺织业中心哈里法克斯为个案，以17世纪中叶该地呢绒工匠为主体的中等阶层为对象，在研究18世纪的经济文化变迁之后，分析了新兴的商界和职业界人士如何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并在公共和私人领域里逐步形成明确的不同于其他社会集团的阶级认同感。与此同时，斯梅尔也将考察视角放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中，指出在18世纪并不存在一种单一的中产阶级文化，而是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地方文化，每一种文化都是对当地情境，特别是对当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方式的特殊回应。“这些地方性的中产阶级文化呈现出某些共同的特征，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这些共同特征的认同和明确表达导致了英国中产阶级文化的形成。”(37)然而，斯梅尔所谓的中产阶级文化只是商业、工业城市的精英文化，在考察中他没有涉及下层中产阶级，甚至中层中产阶级。

第三，从职业和文化的角度进行界定。与上述两种方式不同，彼得·厄尔在用职业标准无法归类职业人员时，转而求助于文化，显然兼顾了职业和文化两方面的考虑。在《英国中产阶级的形成：1660-1730年伦敦的商业、社会和家庭生活》中，厄尔首先给了中产阶级一个简单的定位：上层阶级是贵族，有收入但不需要为生活而工作；工人阶级要靠自己的双手生活；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就是中等人群，他们工作，但不会弄脏双手，大部分是商业和工业资本家，有一大笔钱。(38)然后，厄尔又用排除法进一步明确中产阶级的人员构成，认为贫穷的农场主和多数工匠不属于中产阶级，他们在一定意义上是小资本家，虽然他们拥有自己的工具，用自己的钱去买原材料、种子和股票，并希望由此增加自己的小资本，但这些努力的结果没有改善其命运，他们必须继续为生活而劳碌，为下一星期的资本而忧虑。(39)在此基础上，厄尔总结出中产阶级的本质特征，即“积累、改进资本，使用资本和劳动力”。(40)依据这一特征，在社会地位和资本方面存在巨大鸿沟的富裕商人和小店主都包括在中产阶级的范围内，但受雇佣的职业人员被排斥在外。为弥补这一缺陷，厄尔引入了文化的视角，认为从家庭、社会生活、消费观念等方面来说，职业人员还是真正属于中等阶层。

综观英国中产阶级形成问题的诸多研究，可以看到，西方学者不仅在中产阶级概念的界定上存在较大的差异，而且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也经常出现概念扩大化问题，以致中产阶级几乎遍布社会地图的各个角落。对此，赫克斯特列举了两种扩大化的做法，并对此进行了批评：一种是利用繁殖(procreation)理论进行界定，根据这个理论，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爵士(Sir Francis Walsingham)是中产阶级，因为他的祖辈是商人，四代人依靠土地也不足以削弱其商业血统的影响。(41)在研究中，研究者往往根据这一理论，对史料任意裁剪以满足自己的需要，即使研究对象是一个贵族，也可以追溯其血统直至找到一个城镇人，然后说他是中产阶级。另一种是利用同化(assimilation)理论进行界定，该理论似乎采用这样一条路径：“中产阶级是商人，商人会变富裕，任何变富的人都是中产阶级。”(42)由此，中产阶级的界限变得非常模糊不清，K.G.戴维斯称之为“中产阶级的混乱”。(43)

在考察英国中产阶级的形成问题时，“中产阶级”概念和范围的界定的确是一项异常艰难的工作。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许多学者除了指出要避免赫克斯特所谓的“概念扩大化”问题外，也对如何界定“中产阶级”提出了一些积极的建议，值得我们深思和关注。T.M.迪瓦因和罗莎琳德·米奇森认为，在定义中产阶级时，无论是根据经济功能（通常以职业为代表）、收入（决定地位、威信和权力），还是根据社会集团内部的工作模式、生活方式、思想、行为的认同，都应该注意，在个人层面上特定职业术语的含义会在城市内部或城市之间发生变化，“商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些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非常富有又有势力，是大资本家；而另一些自称为商人的人可能生活在穷困的边缘，经营很小的生意；与此同时，他们还提醒，具体的个人也不会总是属于一个类别。早期中产阶级的一个特征是具有一生中追求多种职业的倾向，一旦有机会，他们会从一种职业快速换到另一种职业。(44)P.N.斯特恩斯结合社会学为我们定义中产阶级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他告诫我们应注意三个问题：一是通过收入或收入—消费对中产阶级的简单化认同；二是资产阶级与中产阶级之间的关系；三是中等与上层阶级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虽然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生变化，但几乎遍及近代中产阶级发展的每一阶段。(45)此外，其他学者如S.M.布卢明在《19世纪美国中产阶级形成的假设：批评和一些建议》、C.赖特·米尔斯在《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保罗·福塞尔在《格调：社会等级与生活品味》等著作中也对中产阶级的界定提出了有益的建议。(46)

三、近代英国中产阶级形成的时间

“中产阶级形成于何时”是近代英国中产阶级形成问题研究中颇具争议的问题，也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从这些研究成果来看，“形成时间”基本覆盖了从16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期的所有年代。

（一）中产阶级形成于15-17世纪。将中产阶级的形成时间追溯至最早的当属A.F.波拉德，他在初版于1907年的《近代历史要素》一书中，将15-17世纪的欧洲，尤其是英国每个有历史意义的现象，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欧洲的殖民扩张、新君主制、国家主义、众议院的兴起、清教革命等，都归因于中产阶级这个看起来无所不能的群体。(47)这一结论赢得了个别学者的赞同，如我们前面提到的路易斯·B.赖特和R.H.托尼也持相同的看法。但这种观点因定位过早而遭到大多数学者的质疑，赫克斯特曾以“中产阶级的神话”为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48)

（二）中产阶级形成于工业革命前夕。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中产阶级研究的升温，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其中有些学者认为工业革命前夕中产阶级已经形成。如前文所述，保罗·兰福德在《文雅和富有商业精神的人们：1727-1783年的英国》一书中，试图以中产阶级的口吻叙述中产阶级自己的世界，认为中产阶级到该书涵盖的时间段已经比较成熟且影响很大。但遗憾的是，兰福德忽视了下层阶级，没有在更一般的意义上描述社会结构整体，使之对中产阶级在社会结构中的定位不够准确。更有意思的是，兰福德在研究中宣称崇尚当时的用语，但他却使用了“中产阶级”这样一个在18世纪极少使用的术语。(49)

深受实证研究影响的彼得·厄尔认为，确定中产阶级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中产阶级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为此，他选取伦敦作为研究个案，在搜集、分析个人商业记录、日记、自传、遗嘱、财产清单、火灾保险政策、伦敦同业公会记录、政府报纸等翔实资料的基础上，确定了375位伦敦市民的完整样本。该项研究涉及中产阶级生活的各个方面，如经济（学徒制、商业、投资、妇女与商业）、婚姻家庭生活（婚姻、家庭、城市生活、消费与支出、疾病与死亡）等，厄尔认为，到18世纪上半期，中产阶级的轮廓清晰地浮现出来。(50)

（三）中产阶级形成于工业革命时期。工业革命是生产力的一次巨大飞跃，必然带来人类社会各个方面的变化。中产阶级作为成长中的阶级以及与工业革命相伴相生的阶层，自然难以逃脱这场革命的影响。同时，工业革命也为研究近代英国中产阶级的形成问题提供了良好的视角，如利奥诺·达维多夫和凯瑟琳·霍尔的《家运：1780-1850年英国中产阶级男女》、西奥多·科迪特谢克的《阶级形成和城市工业社会：1750-1850年的布拉德福》等研究大多涵盖工业革命时期。(51)

（四）中产阶级形成于工业革命之后。工业革命使英国的社会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导致社会结构的重组，到维多利亚时代中期，一个崭新的阶级——中产阶级首次在历史舞台上亮相。珀金即持这种观点。珀金认为，“工业革命不仅仅是商业的扩张、一系列工业技术的变革、经济增长的加速；它也是人类在控制生态环境、摆脱自然暴虐方面的谋生方式的一场革命……生活标准的改善，包括也意味着社会本身的剧烈变迁：人口的数量和分布、社会结构和组织、政治和行政上层建筑。简言之，工业革命是一场社会革命——在社会组织方面的革命”。(52)工业革命中产生的“工业主义”使“旧社会”中的各阶层更明确其理想，珀金最后以“企业家的社会”为题标示中产阶级在19世纪中后期的胜利。(53)

由上可见，学者们大都没有给出中产阶级形成的确切时间或标志性事件，而是通过对某一特定时段的研究，阐述中产阶级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发生的变化，从中隐含对中产阶级形成时间的看法。这种相对模糊的处理不仅出于研究者的谨慎，更因为衡量一个阶级形成的重要标志——阶级认同的隐含性。从研究者的角度来说，相对于可以量化、有史实可查的经济成就和政治表现，阶级认同更多地属于文化或心理层面，难以用一个确定的年代作为分水岭。为印证中产阶级的阶级认同，许多学者或致力于史料的进一步发掘，或创新思路，另辟蹊径，其中最令人注目的是关于这一阶级或阶层术语的历史研究，即词源学的研究。他们通过深入研究当时人们所使用的术语，即研究中产阶级对自己和其他阶层对中产阶级的称谓，将研究带入“柳暗花明”的境地。

赖特森和克雷西对近代早期英国社会中的分层术语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以探讨时人对某一群体的看法。赖特森为我们展示了“sort”一词的由来和应用情况，他认为，16、17世纪的英国社会高度分层，传统的三种功能等级说已经无法准确地描述当时的社会群体，但由于术语变化的滞后性，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时期的人们仍在沿用以前的术语，尽管其意义已发生微妙的变化。时人把英国社会分为众多层次，还把“estate”和“degree”结合起来一起使用，(54)即把它们附加在名字上，特别是在正式的法律文献中。但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使用更简单、更粗糙、也更实用的词汇来描述他们之间的本质差别，其中，“sort”一词更具实践意义。(55)根据赖特森不太确定的说法，“sort”一词最早出现于16世纪30年代，直到17世纪早期，才出现了“middle sort”和“middling sort”的说法，(56)并在17世纪40年代得到广泛使用。17世纪后半叶，时人对英国社会的描述中至少存在两种模式：一是等级制度的继续存在，另一是“sort”的非正式应用。克雷西列举了时人如托马斯·史密斯爵士、威廉·哈里森、理查德·马尔卡斯特、威廉·卡姆登、托马斯·威尔逊、威廉·佩蒂爵士、格雷戈里·金对当时社会分层的描述，指出这些人多是贵族或社会的中上层人士，倾向于以保守的眼光来看待和描述社会，职业人员、商人和公务员在他们那里得不到应有的地位。直到复辟以后；他们看待社会的方式才发生了变化，经济等因素才被视为社会分层的重要依据。克雷西分别论述了时人称呼贵族、教士和职业人员、商人和工匠、约曼农、农民、劳工和仆人这六类人的术语。(57)从赖特森和克雷西的研究可以看出，至少到17世纪后半期，时人对后来所谓的“中产阶级”是模糊的，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在他们看来，中产阶级到这个时候还没有形成一个整体。至于中产阶级的自我认同，由于该阶层还处在萌芽或发展的早期，因而更是无从谈起。

如果说，从赖特森和克雷西对社会分层术语的分析中还难以看到中产阶级的影子的话，那么，P.J.科菲尔德、S.沃利奇、雷蒙·威廉斯、J.希德等学者对18世纪至19世纪早期社会分层术语的研究，则为我们提供了有关中产阶级形成较为清晰的历史图卷。科菲尔德指出，财源和地位的多样性、财富分配的变化等，导致社会分层的多样化，当时用来表示社会分层的术语有rank、order、degree、station、sort、part、interest等。随着社会发展，同时也由于中产阶级的不断发展，这种混乱局面得到了扭转，社会分层术语的使用呈现出相对集中的趋势。而且，由于社会流动性的不断增加，人们逐渐抛弃那些带有先赋性色彩的术语，如rank、order、degree等，更多地使用sort、part、class，其中，“class”一词的最初使用尽管并不明确，但到18世纪四五十年代，已确指社会结构。(58)S.沃利奇则解释了“class”一词的来源和在英国的认同，认为该词首先由法国人发明并使用，到18世纪中叶被介绍到英国，经过约瑟夫·哈里斯、亚当，斯密的发展，在大卫·李嘉图那里最终成为认同社会分层的唯一术语。到了19世纪，“英国对‘阶级’的应用依赖于对18世纪社会分层理解的变化”，而“生产理论”(theories of production)的影响又使“class”一词前加上了若干形容词，如productive、unproductive、useful、higher、lower、middle、labouring、capitalist、landlord，这些改进的术语描述了每个“阶级”的价值和行为。(59)

雷蒙·威廉斯也探讨了“class”的词源、意涵，他认为在1770-1840年之间，“class”这个词取代了其他意指“社会分层”的旧名词，开始演变成具有现代意涵的词，且对于特别的阶层皆有相应的固定名词来称呼，例如lower class、middle class、upper class、working class等等。这一变化还与人们的认识有关：个人的社会流动与社会制度的改变，使“人们越来越相信‘社会地位’是建构的，而不全然是由继承而来的”。(60)威廉斯还特别考察了“middle classes”一词的起源与变迁，认为到19世纪40年代，“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已经成为普遍使用的词汇。(61)约翰·希德则认为，到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早期，“middling sort”逐渐转变为“middle class”。他还指出，“middle class”这个术语至少有两个问题：第一，这种三分式的划分不适合近代社会分层，因为它暗示上层阶级仍保持统治地位；第二，这个术语仅指相对地位，不像“working class”一词与经济作用或经济活动相关。希德建议，研究中产阶级的形成过程，要考虑各种关系，因为在他看来，“阶级不是一个集团在这方面或那方面的事情——如收入多少、职业类型、生活方式或其他”，而是“社会关系的总和”。(62)P.J.科菲尔德、S.沃利奇、雷蒙·威廉斯、J.希德等学者对18世纪至19世纪早期社会分层术语的研究，对了解时人如何看待“中产阶级”这一群体有重要的提示意义，虽然术语的变化相对于历史事实可能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但通过研究隐含在这些术语背后的特殊语言信息与社会文化价值，我们可以比较有把握地说，至少到18世纪末期19世纪初期，当时的人已经将“中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

中产阶级的阶级认同是一个双向的发展过程，既包括时人对这一群体的看法，也包括这一群体对自己的看法，也就是说，“当一批人从共同的经历（不管这种经历是从前辈那里得来还是亲身体验）中得出结论，感到并明确说出他们之间有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与其他人不同（而且常常对立）时，阶级就产生了”。(63)威廉斯在指出时人对中产阶级这一群体看法变化的同时，也明确指出“中产阶级”“这个自觉意识浓厚的词是中产阶级本身所使用的词”，(64)它向我们表明中产阶级自我认同的重要性。中产阶级通过各种途径表达自我认同，表明自己已经成长为一个与众不同的阶层，如新的消费文化，即“接受某些服务和拥有某些商品”，这种物质文化背后有深刻的社会含义，不仅证明了内部的彼此认同，还向其他阶层“证明了他们的社会价值”，所以“有助于界定一个特征日益明显的集团”。(65)再如社会意识方面，科学家约瑟夫·普里斯特利及其周围的一批知识分子、工业家自视为社会发展的“清道夫”，表明了该阶层的一种自我认同。1785年，普里斯特利写道：“我们正好像将一包包火药放在谬误和迷信的老朽大厦之下，即使一粒火星都会燃起熊熊烈焰，迅速发生爆炸。其结果，那世世代代建筑起来的大厦就会顷刻倒坍，再也不能在其废墟上建立起类似的建筑来。”(66)

近代英国中产阶级的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是一个阶级成熟的两个方面。相比较而言，研究自我认同是一项更为困难的任务，正如约翰·斯梅尔所说，这个困难源自中产阶级历史编纂学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共同构成中产阶级认同感的一系列重要层面，如价值观、态度、行为方式和世界观等等，看来在18世纪的某个时刻已经形成。然而另一方面，在19世纪以前，要识别一种高度一致的、其社会经济经历可以导致一整套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产生的社会实体却又很困难”。(67)尽管如此，学者们仍多方搜求时人留下的零散资料，运用多学科相结合的方法，在中产阶级认同研究中做出勇敢尝试和不懈努力，使中产阶级的形成时间趋于明确。

四、近代英国中产阶级的社会流动

社会流动尤其是垂直流动犹如社会的调节器，它使近代英国每个阶层的成员都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中产阶级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不例外。在这种垂直的社会流动中，中产阶级向上的流动对研究的意义更大，因为这种流动相对于向下的流动更容易改变社会结构。现存的资料表明，确有一些中产阶级，在积累一定财富后，通过教育、联姻、购买土地、从政、伪造家谱等途径试图进入贵族阶层。这里面有两个问题：第一，购买土地从而跻身上流社会究竟是个别现象还是普遍现象？第二，“中产阶级向上看”是否意味着对中产阶级价值观的背弃？这些问题对于中产阶级形成过程中阶级认同的理解至关重要。对第一个问题，学者们的观点主要有两种。

一种观点认为购买土地的中产阶级为数较多，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努力改变自己卑微的出身，以跻身上层社会。如珀金认为，18世纪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推动力是竞争的激励，而这种竞争的目标就是比邻居赚得多、花得多，为此，他们尽其可能购买当时能够给他们带来更多利益的土地，从而使自己或子女进入英国相对开放的土地精英的行列。J.H.普卢姆、尼尔·麦肯德里克、戴维·坎南丁、J.克拉克、彼得·博赛等持大致相同的看法，(68)而亨利·霍维茨对奥古斯都时期伦敦商人精英的研究也表明，商人后代通过购买土地或与贵族通婚进入土地阶层的现象的确达到了一定程度。(69)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产阶级购买或拥有土地的现象并不多，而且原因复杂。早在20世纪 50年代，赫克斯特在批判“中产阶级神话”的同时，就对中产阶级企图跻身土地阶层持否定态度，他认为，在都铎王朝中产阶级兴起的过程中，富裕商人和工业家购买土地、土地家庭的衰落、贵族和富商的联姻——这一切都没有什么新奇的，中产阶级购买土地并不总是具有学者所赋予的特殊社会意义。(70)拉尔夫·戴维斯对18世纪一个农业和商业两栖家族——拉德克利夫家族的研究表明：一方面，商人的流动性、对资本流失的恐惧使富商们不愿采取贵族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即使采取贵族生活方式的商人也经常面临家庭其他成员的强烈反对。(71)L.斯通和J.F.斯通在研究中也惊奇地发现，很少有商业之家转向乡村，而且土地社会也远非传统认为的那么“开放”。(72)保尔·芒图以马修·博尔顿为例，阐明自己对中产阶级购买土地进入土地阶层的否定看法：博尔顿和一个乡绅的女儿兼女继承人结婚后，本可过着乡绅的生活，但他却执意于工业，用其钱财建造了一个模范工场。(73)彼得·厄尔根据复原的375名伦敦市民的样本精心制作了4个表格，分别说明：在中产阶级中，拥有大量土地的人并不多，大地产的获得并不是商业集团的全部消费热情所致；地产投资在所有投资中并不占主导地位，土地的拥有者通常年龄较老；虽然富人比穷人拥有更多的土地，但仍有五分之三的富人根本没有土地；富人拥有的土地绝大多数在城区或郊区，与伦敦人购买乡村土地并想成为土地贵族的传统观点几乎没有关系。简言之，厄尔认为购买土地成为土地贵族在中产阶级中并不多见，尤其是在18世纪之后，由于投资者有更多的机会，如投资合资公司股票、长期的政府公债等等，土地的回报不具吸引力，这种情况就更不多见了。(74)

对于中产阶级购买土地、跻身上层阶级的问题，尼古拉斯·罗杰斯、L.斯通、A.埃弗里特、R.G.威尔逊、H.J.哈巴卡克、R.C.艾伦、R.G.兰、R.格拉斯比、D.T.安德鲁、C.克莱等人在其论著中也都有所涉及。(75)他们基本上同意：首先，既应看到18世纪的英国仍然是农业社会，人们对土地的渴望依然存在，也应看到中产阶级购买土地不是近代英国社会的特殊现象，而且他们拥有土地的原因也有很多，如乡村习俗、土地继承、妻子的陪嫁地、家族中无人有能力或意愿继续从事商业而转向乡村等因素；其次，中产阶级升至权势阶层之路是非常崎岖的。18世纪英国的资本主义金钱关系并没有达到不受约束的地步，只有很少的商人通过几代人的努力才能达到与贵族平起平坐的地位，上升到政治高层更是困难重重。

对于第二个问题，即“中产阶级向上看”问题，学者们的观点也大相径庭。中产阶级在形成自身的同时，也逐渐形成了独特的价值观。工业革命的两位主角杰德狄亚·斯特拉斯和阿克莱特就是企业家精神的生动体现，他们的奋斗历程体现了中产阶级的价值观：自信、富有创造力和进取精神、勤奋工作、追求利润、节俭等等。但在18世纪的英国，文化霸权仍然属于贵族，“贵族精神几乎成为英国的国粹，并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表现出来，”(76)“向上流社会看齐”是社会各阶层的价值取向，许多中产阶级也趋之若鹜。此外，当时社会弥漫着绅士观念，导致商业理想在社会文化中备受蔑视，商人的功过以绅士标准来评断，商业理想屈从于社会衡量尺度。(77)这种“中产阶级向上看”现象，是否意味着对自身价值观的背弃？是否意味着这个群体仍然缺乏社会认同，没有真正形成一个阶级呢？

一种观点认为，英国中产阶级的中心目标是将其出身抛在身后，这意味着中产阶级成员根本不可能存在对自身身份的认同。贵族高高在上的社会地位和文化霸权连同绅士观念，确实让中产阶级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矛盾心态，约翰·斯梅尔为我们提供了例证：家具商霍尔一方面批判上流社会的特权与腐败；另一方面却流露出对绅士地位的渴望。(78)此外，类似的例证还包括中产阶级处处模仿贵族的行为举止和生活方式，特别是中产阶级妇女，她们模仿贵夫人，在私人领域里悠闲度日，这与事业成功所需的勤奋、谨慎格格不入。据此，有些学者认为追求贵族的生活方式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中产阶级的目标，经营工商业反而沦为手段。这种“目标与手段在无形中的倒置”(79)腐蚀了中产阶级的创造力与进取心，削弱了中产阶级的社会认同。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在现实中，绝大多数中产阶级仍然坚持自己的价值观。笛福很早就提醒商人坚持做自己的生意，不要让文雅之梦毁了自己。(80)中产阶级最重要的特征是积极进取，而不是固守某一职业，中产阶级的投资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线索。在厄尔提供的375个样本中，有221个样本投资于信贷业务，占样本总数的58.9%；173个样本投资于租赁，占样本总数的53.9%。(81)在所有投资金额中，居于前两位的是信贷和证券，各占33.3%和24.4%。(82)随着中产阶级的日益成熟，他们更加坚持自信、勤奋的价值观，在社会中为自己找准位置，而不是在贵族身后亦步亦趋。在这个问题上，L.斯通、F.M.L.汤普森、(83)马丁·J.威纳等人的著作也从多方面进行了论述，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可资借鉴的佐证。(84)

五、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西方社会史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展，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近代英国中产阶级的形成问题已经成为学术界高度关注的课题，学者们的研究方向遍及中产阶级的各个方面，如形成时间、从事的职业、数量、地方团体、选举政治、妇女、文化等。迄今为止，虽然针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也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和争论。正如本文所述，最根本的分歧和争论集中体现在近代英国的社会分层、中产阶级概念的界定、中产阶级形成的时间、中产阶级的阶级认同、中产阶级的社会流动等焦点和热点问题上。

笔者认为，这些分歧和争论不仅反映了当前学术界对社会分层理论以及“中产阶级”概念本身理解的差异，也反映了正在形成中的英国中产阶级的复杂性。作为世界上最早工业化的国家，英国中产阶级的形成是一个自然的内生过程。这一过程不仅因各地现代化程度上的差异而呈现出复杂的地域性特征，也因传统与现代的冲撞与消长以及社会过程本身的复杂性而呈现出模糊性和反复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从流传下来的零散史料中厘清某一家庭或家族的成长史，确认其社会阶层，已是一件比较艰难的工作，更不用说从总体上把握这一过程。正因如此，从不同视角和对象出发的研究者很难得到统一的结论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鉴于中产阶级形成问题的上述特性，我们在探讨近代英国中产阶级的形成问题时，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采用经济一元模式，还是经济、声誉、权力等多元模式。诚然，经济一元模式是研究阶级形成问题的重要路径，因为阶级产生于社会成员对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平等。在等级社会转型为阶级社会的过程中，生产资料的占有、收入的来源与方式等经济方面的事实，就成了衡量一个特定阶级形成与否的客观标准，所以，对于近代阶级形成问题的研究，我们更多的是依赖这种客观分层。但社会现实的多样性、复杂性和易变性，使主观分层同样不可忽视，因此，我们在界定中产阶级时，理应全方位考察，从职业、收入、政治追求、阶级意识、地位诉求、社会责任感、文化价值观等方面综合展现中产阶级的实力、地位与影响力。也就是说，在探讨近代英国中产阶级的形成问题时，我们既要考察客观因素，也要注重主观因素；既要弄清经济方面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也要考虑政治诉求；既要确认社会认同，也要顾及文化方面的追求。只有把客观和主观这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对近代英国中产阶级的形成问题做出准确的判断。

注释：

①我们讨论的这一群体，始终处于变化的历史过程中，称谓也一直变化不定，有关这一群体的指称有“中间等级”、“中等阶层”、“中间阶级”、“中等阶级”等等，直到19世纪才大致统一。为行文方便，我们在论述这一主题时，除引用具体作者的话语或观点外，统一使用“中产阶级”一词。

②在国内，目前尚无专门研究近代英国中产阶级形成问题的专著。在论及近代英国的著作中，舒小昀的《分化与整合：1688-1783年英国社会结构分析》（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一书，较系统地分析了近代英国社会的上层、下层与中间阶层，并指出三个阶层间的流动与文化整合。虽然书中对中间阶层的成员如商人、专业人员做了全面的介绍，但作者的谨慎使之没有使用“中产阶级”这一术语。沈晖的《英国中产阶级：文化及其认同》（《甘肃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从文化的视角探讨了英国中产阶级的社会认同；顾兴斌的《论英国中产阶级的形成、发展与作用》（《江西社会科学》1995年第11期）虽较为系统，但未能严格区分新老中产阶级。其他相关的论文还有刘戈的《〈帕梅拉〉与十八世纪中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名作欣赏》2007年第6期）、杨丽的《近代英国中产阶级的科学教育状况探析》（《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9期）等。从总体上看，国内的相关研究只涉及近代英国中产阶级形成问题的某个方面，并且主要集中在中产阶级相对成熟的19世纪。

③如E.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

④1942年G.M.屈威廉出版《英国社会史》，成为传统社会史的代表作品。这种社会史多研究生活方式、社会风俗等，不涉及阶级、阶级斗争等政治问题，被称为“除了政治什么都有的历史”。参见姜芃：《霍布斯鲍姆与新社会史》，陈启能主编：《八十年代的西方史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梁民愫：《英国新社会史思潮的兴起及其整体社会史研究的国际反响》，《史学月刊》2006年第2期。

⑥R.H. Tawney, The Agrarian Problem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New York: Burt Franklin, 1912, p.197.

⑦Louis B. Wright, Middle-Class Culture in Elizabethan England, Ithaca and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8, p.5.该著作最初于1935年由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出版。

⑧Jack Hexter, "The Myth of the Middle Class in Tudor England," in Jack Hexter, Reappraisals in History: New Views on History and Societ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61, pp.71-116, with this phrase on p.116.

⑨Paul Langford, A Polite and Commercial People: England, 1727-1783,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9.

⑩Peter Earle,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Middle Class: Business, Society and Family Life in London, 1660-1730,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Methuen and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11)约翰·斯梅尔：《中产阶级文化的起源》，陈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12)Margaret R. Hunt, The Middling Sort: Commerce, Gender, and the Family in England, 1680-1780,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Jonathan Barry and Christopher Brooks, eds., The Middling Sort of People: Culture,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England, 1550-1800, Hampshire and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94.

(13)K. Wrightson, "The Social Order of Early Modern England: Three Approaches," in L. Bonfield, et al., eds., The World We Have Gained: Histories of Popul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Oxford and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1986, pp.177-202.

(14)K. Wrightson, "Estates, Degrees and Sorts: Changing Perceptions of Society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 in P. J. Corfield, ed., Language, History and Class, Oxford and Cambridge, Mass.: Basil Blackwell, 1991, pp.30-51; D. Cressy, "Describing the Social Order of Elizabethan and Stuart England," Literature and History, vol. 3(1976), pp.29-44.

(15)P. J. Corfield, ed., Language, History and Class, pp.101-130; P. Mathias, "The Social Structur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 Calculation by Joseph Massie," in P. Mathias, The Transformation of England: Essays i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Englan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171-189.

(16)John Seed, "From 'Middling Sort' to Middle Class in Late Eighteenth-and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 in M. L. Bush, ed., Social Orders and Social Classes in Europe since 1500: Studies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1992, pp.114-135.

(17)Harold Perkin, The Origins of Modern English Societ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p.17.

(18)Harold Perkin, The Origins of Modern English Society, p.253.

(19)Harold Perkin, The Origins of Modern English Society, p.xvi.

(20)(21)(22)(23)Peter Laslett, The World We Have Lost: Further Explored, London: Methuen, 1983, pp.22, 257, 50-51, 22.

(24)Christopher Hill, "Reviewed Work: The World We Have Lost by Peter Laslett," History and Theory, vol.6, no.1 (1967), p.123.

(25)Douglas Hay and Nicholas Rogers, Eighteenth-Century English Society: Shuttles and Swords,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26)L. Stone, "Social Mobility in England, 1500-1700," Past and Present, no. 33 (1966), pp.16-55.

(27)K. Wrightson, English Society: 1580-1680,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p.72-73.

(28)E. P. Thompson, "Eighteenth-Century Society: Class Struggle without Class?" Social History, vol.3 (1978), pp.133-165.

(29)John Rule, Albion's People: English Society, 1714-1815,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1992.

(30)R. S. Neale, Class in English History, 1680-1850,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1, p.133.

(31)彼得·盖伊：《施尼兹勒的世纪：中产阶级文化的形成，1815-1914》，梁永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4页。

(32)Shani D'Cruze, "The Middling Sort in Eighteenth-Century Colchester: Independence, Social Relations and the Community Broker," in Jonathan Barry and Christopher Brooks, eds., The Middling Sort of People: Culture,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England, 1550-1800, pp.181-207.

(33)John Seed, "From 'Middling Sort' to Middle Class in Late Eighteenth-and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 op. cit., p.115.

(34)(35)(36)约翰·斯梅尔：《中产阶级文化的起源》，第11、221、239、144-145页。

(37)约翰·斯梅尔：《中产阶级文化的起源》，第18页。

(38)(39)(40)Peter Earle,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Middle Class: Business, Society and Family Life in London, 1660-1730, pp.3, 4, 5.

(41)A. F. Pollard, Factors in Modern History, London: A. Constable and Co. Ltd., 1921, p.40.

(42)Jack Hexter, "The Myth of the Middle Class in Tudor England," op. cit., p.73.

(43)K.G. Davies, "The Mess of the Middle Class," Reviewed Work(s): Reappraisals in History by J.H. Hexter, Past and Present, no. 22 (July 1962), pp.77-83.

(44)T. M. Devine and Rosalind Mitchison, eds., People and Society in Scotland, 1760-1830, vol. I, Edinburgh: John Donald Publishers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Society of Scotland, 1988-1992, p.113.

(45)Peter N. Stearns, "The Middle Class: Toward a Precise Definition,"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21, no. 3 (July 1979), pp.377-396.

(46)S. M. Blumin, "The Hypothesis of Middle Class Form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A Critique and Some Proposal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0 (1985), pp.299-338；C.赖特·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周晓虹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保罗·福塞尔：《格调：社会等级与生活品味》，梁丽真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47)A. F. Pollard, "The Advent of the Middle Class," in A. F. Pollard, Factors in Modern History.

(48)Jack Hexter, "The Myth of the Middle Class in Tudor England," op. cit., p.71.

(49)Daniel Statt, "Reviewed Work: A Polite and Commercial People: England, 1727-1783, by Paul Langford,"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vol. 25, no. 2 (Winter 1991-1992), pp.264-271.

(50)Peter Earle,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Middle Class: Business, Society and Family Life in London, 1660-1730, p.334.

(51)Leonore Davidoff and Catherine Hall, Family Fortunes: Men and Women of the English Middle Class, 1780-1850,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Theodore Koditschek, Class Formation and Urban Industrial Society: Bradford, 1750-1850,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52)Harold Perkin, The Origins of Modern English Society, pp.3-4.

(53)Harold Perkin, The Origins of Modern English Society, p.408.

(54)K. Wrightson, "Estates, Degrees and Sorts: Changing Perceptions of Society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 in P. J. Corfield, ed., Language, History and Class, pp.32-34.

(55)K. Wrightson, "The Social Order of Early Modern England: Three Approaches," in L. Bonfield, et al., eds., The World We Have Gained: Histories of Population and Social Struture, p.183.

(56)K. Wrightson, "Estates, Degrees and Sorts: Changing Perceptions of Society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 in P. J. Corfield, ed., Language, History and Class, p.49.

(57)D. Cressy, "Describing the Social Order of Elizabethan and Stuart England," Literature and History, vol. 3 (1976), pp.29-44.

(58)P. J. Corfield, ed., Language, History and Class, p.113.

(59)S. Wallech, "Class versus Rank: The Transformation of Eighteenth-Century English Social Terms and Theories of Productio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 47, no. 3 (July-sop. 1986), p.411.

(60)(61)(64)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53、58、55页。

(62)John Seed, "From 'Middling Sort' to Middle Class in Late Eighteenth-and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 in M. L. Bush, ed., Social Orders and Social Classes in Europe since 1500: Studies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p.135.

(63)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上），“前言”，第1-2页。

(65)约翰·斯梅尔；《中产阶级文化的起源》，第117页。

(66)艾萨克·克兰尼克：《18世纪后期英国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王觉非编：《英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现代化》，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81页。

(67)约翰·斯梅尔：《中产阶级文化的起源》，第12页。

(68)J. H. Plumb, The Commercialisation of Leis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Reading: University of Reading, 1973, p.19; Neil McKendrick, "Home Demand and Economic Growth: A New View of the Role of Women and Children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Neil McKendrick, e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Studies in English Thought and Society in Honour of J. H. Plumb, London: Europa Publications, 1974, pp.152-210; Neil McKendrick, John Brewer and J. H. Plumb, The Birth of a Consumer Society: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London: Hutchinson, 1983, pp.11-15, 18, 20-22 et passim; David Cannadine, Lords and Landlords: The Aristocracy and the Towns, 1774-1967, Leicester: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36-39; J. C. D. Clark, English Society 1688-1832: Ideology, Social Structure and Political Practice during the Ancien Regim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70-73; Peter Borsay, The English Urban Renaissance: Culture and Society in the Provincial Town, 1660-177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9, pp. 225-226; Cf. Margaret R. Hunt, The Middling Sort: Commerce, Gender, and the Family in England, 1680-1780, p. 221.

(69)Henry Horwitz, "'The Mess of the Middle Class' Revisited: The Case of the 'Big Bourgeoisie' of Augustan London," Continuity and Change, vol.2(1987), pp.263-296.

(70)Jack Hexter, "The Myth of the Middle Class in Tudor England," op. cit., pp.80, 91.

(71)Margaret R. Hunt, The Middling Sort: Commerce, Gender, and the Family in England, 1680-1780, p.3.

(72)Lawrence Stone and Jeanne C. Fawtier Stone, An Open Elite? England 1540-188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4, pp.201-221, 403-405.

(73)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杨人楩、陈希秦、吴绪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60页。

(74)Peter Earle,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Middle Class: Business, Society and Family Life in London, 1660-1730, pp.154-157.

(75)Nicholas Rogers, "Money, Land and Lineage: The Big Bourgeoisie of Hanoverian London," Social History, vol. 4, no. 3 (Oct. 1979), pp.437-454; L. Stone, "Social Mobility in England 1500-1700," Past and Present, no. 33 (1966), pp.16-55; A. Everitt, "Social Mobilit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Past and Present, no. 33 (1966), pp.56-73; A. Everitt, "Dynasties and Communities since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in A. Everitt, Landscape and Community in England, London: Hambledon Press, 1985, pp.309-330; R. G. Wilson, Gentlemen Merchants: The Merchant Community in Leeds 1700-1830,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71; H. J. Habbakuk, "The Rise and Fall of Landed Families 1600-1800,"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vol. 29 (1979), pp.187-207; vol. 30 (1980), pp.199-221; vol. 31 (1981), pp.195-217; R. C. Allen, "The Price of Freehold Land and the Interest Rate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41, no. 1 (Feb. 1988), pp.33-50; R. G. Lang, "Social Origins and Social Aspirations of Jacobean London Merchant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27, no. 1 (Feb. 1974), pp.28-47; R. Grassby, "Social Mobility and Business Enterpris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in D. Pennington and K. Thomas, eds., Puritans and Revolutionaries: Essays in Seventeenth-Century History Presented to Christopher Hill,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8, pp.355-381; D. T. Andrew, "Aldermen and Big Bourgeoisie of London Reconsidered," Social History, vol. 6, no. 3, (Oct. 1981), pp.359-364; C. Clay, ed., Rural Society: Landowners, Peasants and Labourers, 1500-17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00; Cf. Jonathan Barry and Christopher Brooks, eds., The Middling Sort of People: Culture,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England, 1550-1800, p.220.

(76)(79)钱乘旦、陈晓律：《英国文化模式溯源》，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286、290页。

(77)参见尼尔·麦肯德里克：《英国的反工业和反企业文化：对抗性文化与职业选择——英国文化中凌驾商业理想之上的绅士与专业观念》，王觉非编：《英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第324-350页。

(78)约翰·斯梅尔；《中产阶级文化的起源》，第242页。

(80)Peter Earle,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Middle Class: Business, Society and Family Life in London, 1660-1730, p.12.

(81)Peter Earle,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Middle Class: Business, Society and Family Life in London, 1660-1730, p.147, Table 5.4.

(82)Peter Earle,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Middle Class: Business, Society and Family Life in London, 1660-1730, p.154, Table 5.7.

(83)F. M. L. Thompson, Gentrification and the Enterprise Culture: Britain 1780-1980,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84)Martin J. Wiener, English Culture and the Decline of the Industrial Spirit, 1850-1980, Cambridge,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来源媒体：中国社会科学网刊播时间：2014年07月16日作者：胡玲 陈祖洲

原文链接：http://www.cssn.cn/sjs/201407/t20140716_1255342.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