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与死相隔多远？很少有人去想这个问题。其实，想一想你会发现：生与死相离很近！也许，前一分钟有人还在对妻子交待事情，后一分钟地震突然发生，一下子葬身瓦砾，你说，生与死能相隔多远？我猜，死神就潜伏在我们身旁，随时准备借疾病和意外灾祸之力来毁掉我们的生命。

所幸，聪明的人类有了分工，他们让一部分人不再从事衣与食的生产和其他劳动，而让他们专当医生和医学家——专职护卫人的生命。

我今天要讲的，就是一个医生和医学家的故事，一个1956年入党的顽强的生命护卫者吴孟超的故事——

披甲执刀届九旬

我想，你应该见过年近90拄杖而行的老人。我猜，你可能也见过年近90仍能劳作的老人。而根据有关吴老的资料统计，年过九旬的吴老还活跃在手术台上。仅2010年，他就主刀完成手术196台。他主攻肝脏外科以来，已主刀完成14000多台重大肝脏手术。按每天平均两台算，他得连续工作7000多天。换算一下，是得连续工作20年呀！

披肝沥胆攻癌症

每个人都有肝脏。可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肝脏这个消化器官对人体所起的重要作用。你知道它分泌胆汁，储藏动物淀粉，调节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的新陈代谢，同时还干着解毒、造血和凝血的事情吗？

也不是每个人都知道保护自己的肝脏。君不见，有多少人每天都让自己的肝脏浸泡在愤怒的情绪、透明的酒精和肥腻的肉食里。

也不是每个人都知道中国人的肝脏最易受肝癌的袭击。可能是基因也可能是生活习惯在起作用，世界上白种人得肝癌的比率较小，亚洲、非洲人得肝癌的比率则比较高；在全球的肝癌患者中，中国人占了40%多，肝癌是我们国家的一种多发病。肝癌和胰腺癌一样，是人体内最凶险的癌症，致死率非常高。

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当吴孟超掌握了普通外科手术本领，开始思考自己在医学上的主攻方向时，他就注意到了肝癌对中国人生命的威胁，所以当他的老师裘法祖建议他向肝脏外科发展时，他没有任何犹豫，毅然决定直面这个凶恶的敌人，在肝脏外科这个医学的空白地域开辟向肝癌进攻的通道。

吴孟超是个不下决心便罢，一旦下了决心就要付诸行动的人。当年，17岁的他在马来西亚诗巫下了回国抗日的决心后，和其余六个同学一起，历尽千辛万苦，时而上小舟时而登大船，绕道西贡、河内，坐车、步行交替，栉风沐雨，终于回到了国内。后来，他从同济医学院毕业，下了当外科医生的决心后，尽管主管分配的人嫌他个子小不同意，让他去小儿科，他还是想尽办法如了愿。再后来，他下了和恋人吴佩煜结婚的决心，尽管有的领导阻拦，给他制造各种麻烦，他还是机智地想出主意，在上海办成了简单而热闹的婚礼。如今，既下了主攻肝脏外科的决心，他便立刻开始行动。

他的第一个行动，是和同事方之扬一起，翻译美国人Gans于1956年写的《肝脏外科入门》。他和方之扬商定，两人各译一半。为了尽快把书译出来，他在得了细菌性痢疾，高烧40度住进隔离病房的情况下，仍在为一个词一句话的译法琢磨。病情稍轻，他就让妻子把书和英文字典拿到了病房，在病床上译了起来。1958年5月，中文版的《肝脏外科入门》，在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了。

接下来，他向医院党委写了一份建议组织攻关、向肝脏外科进军的报告。院党委很快批准了这份报告，并决定成立由他和张晓华、胡宏楷两位同事参加的三人“攻关小组”。

经过无数次的试验和临床实践，于1960年3月1日成功进行了首例肝癌切除手术，实现了肝胆禁区的手术突破。

吴老从没有停止过与肝癌的作战，与此同时，他发表学术论文800余篇，主编《黄家驷外科学》等专著18部，获得国家级和省部级一等奖10个，各种荣誉26项，12次担任“国际肝炎和肝癌会议”等重要学术会议的主席或共同主席……

吴老的心里一定储满了对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爱，所以才能把爱遍撒人间，才能如此挚爱自己的工作岗位，挚爱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挚爱自己的病人，挚爱自己的学生和所有可用的人才。要是我们的共产党员都能像他一样，那我们中华民族的繁荣大业怎么可能会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