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萧老师的研究，遥远而又神秘，我根本不敢问津。先生著述很多，其中一部，我记得，共96万字，只为研究一个“中”字。他自己似乎也很为此而得意。在我进入大学后没几天，便听了他的一个讲座，他讲的既非楚辞也非神话，而是西方的“后现代主义”。他很幽默，讲话富于激情，全场不时有掌声。有一段内容，我曾不止一次地讲给别人听过：他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狂乱地画了一通，然后潇洒地转过身，将脑门上本已稀少的头发甩了一下，故作严肃地说：“看！我刚完成了一幅后现代作品，题目就叫《我的第三个女朋友》，售价200万。”全场大笑。

大学四年只要萧老师开讲座，我都会跑去听。说句老实话，在听时除了被他逗乐，傻笑一通外，在知识上收获寥寥，因为他的东西，我无法理解，我想其他来听的人也好不到哪儿去。但萧老师人没架子，有请必应，而且不论面对的学生是高年级还是低年级，总是激情四射，这让我感动。每次听他讲完，我似乎总能从他脸上读到一种疲惫和落寞，毕竟他已逾花甲之年。中文系有一位留大胡子，穿大头皮鞋，拥有名牌大学双博后名头的李老师，声称自己懂得生命科学，给萧老师算过命。他说：“萧兵晚景凄凉，因为满腹经纶，找不到一个传人。”他还提到萧老师的夫人，当年曾是小他20岁的中文系学生，他说这是一场由浪漫进入悲伤的婚姻。

萧老师左手的手指在“文革”中被铡刀铡掉了，平时他总戴一只白手套。有一回他患难与共的好友，著名诗人赵恺先生来我们学校开讲座，提到这件事。他说：“我平生最敬佩的人就是萧兵了，他坚强刚毅，我和他几十年的朋友，只听到他求过一次人。他的手被铡了，独自一人躺在医院，无人看护。我在晚上一个人偷偷地去看他，临走时，他突然说：“赵恺，你能留下来吗？我疼！”这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求人！”听到此处，我掉下了眼泪。

平时在校园里很难见到萧兵老师的身影，因为他太忙，经常到外面做学术交流和研究，即使见到了，也是远远的一个衣着朴素，身体尚好的老人。如果你走上前去问一声：“萧老师好！”他很可能笑着说：“你好！”――当然他不认识你。

听说，萧老师在外面讲座非常受欢迎，经常教室外面的窗口边都挤满了听众。直到有一天，我到京城听到了一些大名鼎鼎的学者的讲座，两相比较，才知道萧老师在讲坛上的洒脱与从容是怎样的一种特别。大四的时候，睡在我上铺的兄弟考上了北方一所著名大学的古典文学研究生。面试时，当他刚一介绍完自己毕业的大学，有几位教授几乎同时问了一个问题：“你们学校的萧兵，还健在吗？”

中文系还有位老师，闵抗生先生，名气似乎比萧兵老师小很多，但不知为什么，中文系上上下下对闵老师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敬重。在私下里，每每提到闵老师，我会不自觉地说成：“闵老”。

闵老师是鲁迅研究专家，因为鲁迅又转向尼采，他的著作不算多，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地狱边沿的小花》、《鲁迅创作与尼采箴言》和《尼采及其在中国的旅行》三种。平时他给学生讲外国文学史和鲁迅研究两门课。

第一次听闵老师的讲座，是在学校的东阶梯教室，偌大的一个教室只有7个同学在听（我怀疑这7人当中很可能有人走错了教室，因为听到中途就跑了几个）。当时讲的是尼采，闵老师说：“讲座的通知贴得太迟了，所以来的人很少，贴得早一点，来的人会多一些吧。好吧，我们开始吧！”面对着越听越少的同学闵老师讲了近两个小时，平平静静。事后不久，外文系请他开讲座，他讲得还是同一个题目，同样的东阶梯教室，座无虚席，当然我也在其中，他还是讲了近两个小时。到那时，我才知道，前一场他没有因为人少而打折扣。

闵老师终身未婚，已是花甲之年的他，无父无母，无妻无子，孑然一身。平日他常是骑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在校园里穿行，冬天的时候，他会戴一顶帽子。他人不苟言笑，你和他打招呼，他大概是看你一眼，点头而已。

出于好奇，我曾四处打听闵老师的过去，终于在学报编辑部的一位老师那儿获得了一些信息。那位老师讲的时候，总是欲言又止，我想她也是敬重闵老师的，也许她认为在背后谈论一个高尚的人的悲伤的过去，是对人的一种不尊重吧。大约是这样的，闵老师在“文革”期间被扯进了“胡风事件”遭污辱，被下放，自己深爱的人最终嫁给了别人（几十年来，他一直和这对夫妻保持着良好的朋友关系，而这对夫妻现在就生活在我们那所大学里）。于是在那段黑暗的日子里，鲁迅的书，成为了他的救命稻草。

我到了大四，才开始听闵老师的鲁迅研究，上课时间是晚上，我们总是从黑暗中走来，再从黑暗中走回去。现在想来在那间光明的大教室里，发出洪亮的声音的他，俨然成了鲁迅。我不知道，闵老师是否知道，我们中有许多人的作业是从图书馆抄来的，可他每次都很认真地在作业后留下批语，有时甚至连错别字都替学生改过来。课快要结束时，他提到自己早年研究《野草》的一本小书《地狱边沿的小花》，他说如今出版社不肯再版了，谁如果想要，可以拿去复印一本。我当时走过去接过书。等我回到自己的位子上时，他又追过来补充说：“这一本我写满了字，等到下一次我带一本干净的给你吧！”我说：“不用了，这挺好。”后来那书复印了，花了十几块钱。

毕业前我拿着留言册，跑到他家，请他留言，他有些为难地说：“真不好意思，我不了解你，怎么写呢？”他想翻翻那本子，看看其他人是如何评价我的，我说：“您是第一个，别人还没写呢？”于是他开始伏在窗前的书桌上写起来，安静而认真，我站在他身后，顺便用眼睛浏览了一下他大书橱里排着的许多书。过了一会儿，他站起来，将本子合上交给我。我没有抬起头看他一下，只是说了一声：“谢谢！”便走了。他写道：“你将开始走上人生之旅，看看外面的世界，前途漫长，丰富而有趣，也充满艰辛甚至是危险，这一切，你都要去面对，迎接和克服，无论道路可能会出现什么曲折，方向要正，步履要坚定。祝你成功。”

淮城师范名不见经传，那里的学生似乎都有一种悲情意识。有些人的生活和学习甚至成了一种挣扎，挣扎着要摆脱现在和将来的困境。我在那里度过了四年，有一些事情刻骨铭心。学校的多个自修室每天都挤满了人，冬天在里面看书会很暖和，但空气恶浊。如果你是从老图书馆的自修室出来沿小路走回去的，会发现在新图书馆背后，有数株很高的植物，夏秋季节一片火红，非常动人，仔细一看，红的既不是花也不是叶，而是难以计数的红色小果实，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在一株上悬挂着它们共同的名字——“火棘”。

淮城师院的绿化不错，校园里有很多美丽夺目的植物，但不知为什么，我居然常常对那一片寂寞的火棘，难以释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