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淮阴区码头镇的韩信胯下桥。

名人故里、运河之都——淮安市坐落在古老的淮水、泗水和邗沟交汇处。这座城市的初始之名为淮阴。宋人祝穆在《方舆胜览》一书中，曾言及淮阴得名之由来：“东楚淮阴，许氏《说文》：‘水之北为阳，水之南为阴。’县在淮水之南，故曰：淮阴。”（《方舆胜览》卷四十六）自公元前223年秦设淮阴县以来，她已有了2300余年的历史。而淮阴的知名，则始于西汉王朝的大将军——淮阴侯韩信。

在这片南北水系交汇处，历史上先后出现过诸如甘罗城、淮阴故城、韩信城、射阳故城、角城、仓城、柘塘城、刘王城、西辽城、山阳故城、新城等大大小小十多个城池，这些城池既标志着往昔的繁盛，也承载和积淀着一方地域丰厚的历史文化。

限于篇幅，本文仅对甘罗城与韩信城的历史遗踪予以发掘和展示。明代文人张羽《清口》一诗云：“豁达两河口，前与黄河通。髙岸忽斗折，清淮汇其中。甘罗城在南，韩信城在东。一为秦人英，一为汉家雄。人生有不死，所贵在立功。”（《静庵（居）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以下简称“四库本”）诗人以清口（古泗水与淮河交汇处，在今淮阴区码头镇附近）为坐标，为过往淮上的人们寻觅凭吊古城形胜——甘罗城和韩信城指明了方位。

据《战国策》和《史记》的记载，甘罗，下蔡（今安徽省颍上县）人，其祖父为战国时秦武王朝左丞相甘茂。甘罗初为秦文信侯吕不韦的近侍之臣，因别出奇计蚕食燕、赵，年仅十二岁，便被秦王封为上卿，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神童政治家。

关于甘罗城的文献记载，全国有三处，一处属讹传。其中知名度最高、相传最早的就是江苏省淮安市运河边上的甘罗城。在文献中较早提及此城的，是北宋文人徐积(公元1028年——1103年)。他在《登淮阴古城并序》中云：“盖以传考之所谓甘罗城者，非也。谓之淮阴故城，可也。余登斯城，为之叹息久之，盖韩侯天下之奇丈夫也。方其寄食妇人，受辱于市，其志固巳大矣。及乎出自亡命，杖钺而起，决策东向，项籍之辈已在掌中，而天下胜负定矣。其兵一出，遂虏魏王，禽夏说，斩成安，威震海内，战胜而不骄。方且问谋于败军之将，西面而师事之，一何奇也。平齐之后，请为假王，行县陈兵，藏匿亡命，此皆智者之所不为，一何谬也。然而云梦之游，盖亦遽矣。

此实髙祖豁达大度，其弊入于不审，而果于用诈，遂令无罪无辜，身被囚絷，怏怏不能平，郁郁不可活，而至于此之极也。方此之时，以义处命，能平其心者，是何人也，是其所养者。已充所充者，已固利害，不能摇死生，不能变奸人，不得施其计，辩士不得措其辞，确乎不可拔者也。至如韩信者，其才虽奇，而所养实不与此，故可以处无憾。故能却武涉，拒蒯通，知义利之所在也。即不可以处有衅，而况身被废辱如此之甚。故其侥幸万一，终之以败死，支体分裂，肉骨糜烂，亡宗赤族，为万世之笑，岂不哀哉。余既为诗，因序其事，其亦庶乎。登高而赋，为功臣之警戒也。

此城不可名甘罗，淮阴侯国冤忿多。其气郁郁而勃勃，遂令平地生嵯峨。”（《节孝集》卷十三，四库本）由此可知，早在北宋以前，人们就一直相传古淮水旁的这个古城遗址是甘罗当年所筑，因名为甘罗城。而徐积则是第一位对此城的称谓提出了异议，并欲为之正名的人。徐积本楚州山阳人，治平二年（1065年）进士，与苏轼及其门人多有交往、酬唱，元祐元年（1086年）因荐而为楚州教授，晚年自号“淮上老人”。按理说他对淮上的历史变迁和人文掌故应是比较了解的，但从他的这番异议来看，也只是缘于“奇丈夫”韩信生于此，进而触发了自己的一番联想和感慨而已。徐积并未列举出此城非甘罗城的文献依据，他也没有详察这个甘罗城的西边就有淮阴故城，东边还有韩信城。所以，他的这番异议之后，人们并不以为然如南宋嘉定年间，江苏常熟人赵伸夫（1162年—1222年）知楚州时，曾“献议于朝，谓淮阴之门户，县北遗址俗呼为甘罗城，六朝驻兵之地，盍亟修之。有旨令公相视，诸故老皆曰：‘金由青、徐而来，其冲要有二：大、小清河是也。相距余十里，小清河直县之西，冬有浅处，不可以舟。大清河直县之北，与八里庄对。绍兴间，金三至淮，重兵皆由此出。’公即条上，以为此地要害，若迁县治，板筑于此，形势增壮，过于淮阴故城，从之。今之新城，乃公所创也。”（袁燮《秘阁修撰赵君墓志铭》，《絜斋集》卷十七，四库本）可见，赵伸夫对甘罗城遗址的军事冲要地位是非常看重的，他也是较早在这个遗址上复建新城的人。事实证明，将淮阴县治迁于甘罗城，大大增强了楚州的军事应变能力,赵伸夫也因此受到了人们的称道。

此前，南宋主战派将领张浚属下刘宝守淮东时，也曾建议修筑甘罗城，认为“其城直临淮岸，在两清河之间，居海、泗两州中。……盖此处以舟为便，若河口有备，则楚州正在腹内，而捍御之计，尽仰甘罗城，其楚州即合作第二重家计。”（（明）杨士奇等撰《历代名臣奏议》卷三百三十五《御边》，四库本）但此议最终未能付诸实施。至宋孝宗隆兴（1163年）元年，显谟阁直学士虞允文“到镇江见戚方，说亦必欲守清河口，画到图子欲于河口之南，因甘罗城旧基筑小堡，藏车战船以待用。韩彦直欲沉船打撞，必争于敌人叛盟出船之初，与戚方之说亦合。”（同上）但皆为纸上谈兵，真所谓“议论未定，兵已渡河。”（《盛京通志》卷六十六，四库本）自赵伸夫修筑甘罗新城后的几百年间，此城因黄河夺淮之变，又曾几经兴衰。新城沧桑，历历可见。

南宋德祐二年（公元1276年），此距甘罗新城筑后五十年，南宋祈请使一行北上有《行程记》云：“三月初九日，过甘罗城，渡清河口。至清河口，守渡众官迎入军治设宴。出城，宿舟中。”（（元）刘一清撰《钱塘遗事》卷九《丙子北狩?祈请使行程记（日记官严光大录）》，四库本）是知甘罗城依然如故。

“元泰定元年（1324年），河决城（按：指清河故城，在县东十里大清口，宋咸淳九年，淮东置制使李庭芝筑。）圯，县尹耶律布哈迁治于甘罗城。”（《清一统志》卷六十四《淮安府?清河旧城》，四库本）此距甘罗新城筑后近百年，清河县治的迁入，无疑又给甘罗城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然而好景不常，清河县治入驻仅仅四年，元“天历元年（1328年），达噜噶齐又以地僻水恶再迁小清河西北，即今县治（按：在今淮阴区码头镇）。”（同上）当县治移出之后，元末诗人陈基再经此地时，甘罗城已是另一番景象了：“落木萧萧雁渡河，西风袅袅水增波。甘罗营里秋声急，韩信城头月色多。淮市有鱼聊可食，楚山无桂不须歌。古今无限关心事，付与当年春梦婆。”（陈基《夷白斋稿》卷九《淮阴杂兴》，四库本）诗中不言甘罗城，而云“甘罗营里秋声急”。可以想见，此时的甘罗城已颓圯为一处秋声萧瑟的野营了。

由于甘罗城紧扼运口，明清时期，此地则更多地与漕道的治理和南北游客的探访相关联。

《江南通志》卷二十三载：“清河县知县署在清河口，明洪武三年即旧基重建，县丞署在甘罗城。”清河口与甘罗城隔河相望，清河县丞署既在甘罗城，说明此城还有人烟，并未废弃。但此城究竟还有多大规模呢？据《咸丰清河县志》载：“甘罗城周427丈”。明永乐初年，诗人吴溥(1363年—1426年)有《赋甘罗城赠王纪善可贞》诗云：“甘罗年少天下稀，当年筹算孰能违。燕丹既归赵城入，诸侯日瘠嬴秦肥。秦皇勋业连四海，东望淮阴小如带。当年曾此筑高城，留得千秋旧名在。竹篱茅屋三两家，垂杨夹道鸣雏鸦。人间岁月惊几换，昔时城郭今桑麻。双旌摇摇指东鲁，此日登临重怀古。丈夫须作远大期，出处肯与常儿伍。临淮五月新雨凉，薰风满路红蕖香。笑谈指点王国近，浩歌一曲凌苍苍。”（（明）曹学佺编《石仓历代诗选》卷三百四十八，四库本）“昔时城郭今桑麻”的甘罗城旧名依然，但零落得仅剩“竹篱茅屋三两家”了。不久，平江伯陈瑄莅淮督理河务，先后筑坝、建堤、开河、置闸，甘罗城及其周边地段，闸坝星罗棋布，千年古城渐成河口孤岛。“《运道考》：甘罗城东有天妃祠，祠东北为天妃口。永乐初，陈瑄置新庄闸于此，为入淮之口，后移于三里沟，在甘罗城东南，谓之通济闸。万历六年，又移闸于甘罗城南，西接淮口，即今之运道。”（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二《南直四》）按，万历六年（1578年）一作隆庆六年（1572年），是年，另一位著名的治运专家潘季驯，为使黄河水不得直射清淮，“迁通济闸于甘罗城南，淮、扬间堤坝无不修筑。”（《明史》卷八十四“河渠二?黄河下）

明万历年间，状元出身的江苏无锡知名文人孙继皋（1550年-1610年）《送顾少玄太学游淮阴》一诗云：“曾闻五月惯披裘，底事冲炎赋远游。岂为淮南招隐士，生怜河朔客诸侯。甘罗城古秦云杳，漂母祠空楚水流。日晩烟萝相送出，片帆江岸去悠悠。”诗中隐约绘出甘罗城城址犹存，但已难觅当年的风云遗韵了。（孙继皋《宗伯集》卷十，四库本）

“明崇祯末，（清河）知县周必强复迁（县治）甘罗城。”（《清一统志》卷六十四《淮安府?清河旧城》）按：《淮阴县志》“大事记”：“崇祯元年(1628年），清河县治迁码头镇北一里之甘罗城”。“顺治三年(1646年)，清河县治迁小清口，隶属淮安府”。（淮阴区政

府《淮阴(清河)县治从何处迁往清江浦》，原载2003年6月12日《淮安日报》)，这本应是甘罗城的又一次发展机遇，然而时运的不济和水患的威胁，使此城始终难有新气象。诗人曹勋当时曾经此地，留有《甘罗城》一诗：“孤城留得少年名，晓日黄河气尚英。我是夷门迟暮客，更无情绪说甘生。”（《檇李诗系》卷二十，四库本）尽管清河县治移入甘罗城，但它已是河口一孤城了。

明末清初文人彭孙贻(1615年-1673年)从家乡浙江海盐北上途径淮阴时，有《行经甘罗城》一诗云：“甘罗年十二，雄辩立高名。片语走燕相，赵王远郊迎。奇策下河间，童子作上卿。兹方隔息壤，乃有甘罗城。书传多附会，况此流俗情。异人不世出，借为地产荣。驱马下桃源，鸣鞭过河涘。黄流行已穷，清川从此始……”（《茗斋集》，《四部丛刊》续编，第2592册 ）诗人触景生情，借甘罗少年立功名一事而大发感慨和议论。他认为运河边上的这个“甘罗城”与甘罗当年立功立事之地相隔太远，当是后人附会所致。因为像甘罗这样一位不世出的异人，名声高扬，人们自然都想假其名而荣一方的。这一论调与宋人徐积的观点异曲同工，两人都是“甘罗城”的怀疑论者。在此城边，诗人目睹了“蓄清涮黄”后带来的显着成效：“黄流行已穷，清川从此始。”

清朝，随着“蓄清涮黄”治河方略的继续实施，甘罗城一带成了防汛要地。“清河县县丞，驻扎甘罗城，修防运河汛地，上自甘罗城西南角起，下至山阳县界横堤头止。”（河道总督靳辅撰《文襄奏疏》卷四《治河题藁》，四库本）“清河县旧有甘罗城运口二工，近又增惠济祠一险。本年更增玉皇阁险工一处，共酌拨该县岁修夫八百名，协助河兵力作。”（同上，卷五）“此甘罗城运口逼近黄河，河水内灌，淤垫山清、高宝之河道，每年冬底，必大起民夫挑挖，以济新运，不无劳民伤财。”（同上，卷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