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挑起局部侵华战争，并于4个多月的时间里占领中国东北广大地区。九一八事变是日本蓄谋已久的，建立在阴谋策划和军事准备基础之上，史实清晰、证据确凿。然而却有日本右翼分子不时发出噪音杂音，或是把九一八事变歪曲成是日本关东军受中国“排日反日”行动“刺激”发动的；或者宣称事变爆发纯属偶然。这样颠倒黑白、信口雌黄的言论，必须加以驳斥，以正视听，告慰那些为抗战付出鲜血与生命的前辈先烈。

九一八事变的历史真相

日本自发动甲午战争后，从中国东北获得了巨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利益，已把中国东北视为生命线。东三省保安司令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宣布服从南京国民政府后，积极发展东北经济，并得到英美等列强支持。这引起了日本尤其是军部的恐慌和反对，他们叫嚷：中国开港筑路侵犯了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利益”，到了下决心“解决满蒙问题”的时候了。为入侵中国东北，日军进行了一系列的策划和准备，其中包括：侦察地形，拟定作战计划；调兵遣将，加紧军事部署；频繁挑衅，制造各种借口；利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狂热煽动侵华战争。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独立守备第二大队第三中队河本末守中尉带领六名士兵，到沈阳北郊东北边防军驻地北大营西南柳条湖，在南满铁路的路轨上埋设炸药，炸毁柳条湖段1.5米路轨。花谷正少尉在事前即向关东军参谋长和陆军相发出电报，诬称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与日军守备队发生冲突。埋伏在附近的日军第三中队长川岛正大尉在爆炸后，即率部向东北军独立第7旅驻地北大营发起进攻。关东军司令长官本庄繁批准了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拟定的命令：第29联队进攻沈阳，第二师团增援。

由于张学良忠实贯彻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一方面解除了东北军的思想武装，另一方面对日本发动军事进攻的战略意图严重误判，当事变发生后又缺乏有力的指挥，导致东北军大多不战自溃。1931年9月19日晨，关东军攻占北大营，占领沈阳城，然后向沈阳以北和东南两个方向进攻。至9月25日，关东军侵占辽宁、吉林两省大部，占领了长春、吉林等30余座城市和12条铁路。10月3日，关东军以辽、吉两省为基地，开始向黑龙江省省会齐齐哈尔方向进攻。黑龙江省代主席兼代军事总指挥马占山率当地驻军顽强抵抗，展开江桥抗战。激战至11月18日伤亡惨重，被迫撤退。日军随即占领齐齐哈尔，并攻占黑龙江省大部。12月下旬，日军主力两个师团、六个混成旅团兵分三路进犯锦州。1932年1月初，日军夺取锦州。蒋介石下令东北军一部撤至关内。2月初，哈尔滨失陷。吉林省和黑龙江省政府也不复存在。至此，东北三省的大好河山全部沦陷，3000万同胞沦入敌手。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日本此举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首次以武力重新瓜分世界的重大行动，它开始打破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所确立的世界秩序，标志着东方战争策源地的正式形成。

侵占中国东北是日本长期谋划的战略目标

历史事实早已证明，说“中国军队破坏了南满铁路的路轨”，是日本政府欺骗国际舆论的彻头彻尾的谎言。一些关东军当事人早已指出，九一八事变是关东军作战主任石原莞尔和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等人长期策划的。关东军奉天特务机关少校参谋花谷正已经交代了参与策划九一八事变的详细经过，正是日本关东军若干校级军官阴谋策划了这次事变。

事变发生后，日本当局把九一八事变当作一个“突发”事件，似乎日本军部与政府的看法不同，这些都是骗人的鬼话。制造九一八事变的具体计划，固然是由关东军校级军官策划的，但计划一旦执行，立即得到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的支持。制造柳条湖南满铁路路轨爆炸是一件不大的事件，调动师团兵力进攻沈阳以及东北各省却不是一件小事。如果日本认为制造柳条湖路轨爆炸是错误的，就应该立即惩处肇事人员，而不会发生进攻沈阳和东三省的侵略行动。

国民党政府把遏制日本侵略的希望寄托于英美等列强的出面干涉，幻想依赖国际联盟压迫日本撤兵，与日本达成某种妥协。中国外交部向日本提出三次抗议，并向国联提出申诉。日本发表《关于满洲事变的第一次声明》，诬指“中国军队破坏了南满铁路的路轨”，强称日军“有必要先发制人”。国联理事会通过九项决议：要求中日双方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日本代表虽在决议案上签字，但日本内阁并没有约束军方。关东军继续炮轰通辽，轰炸锦州。国联并未谴责侵略者。1931年10月初，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照会国联秘书长，要求立即召开理事会，采取措施恢复事变前状态，赔偿中国损失。国联理事会未能通过要求日本在限期内撤军完毕的中日问题决议案。日本政府随即发表《关于满洲事变的第二次声明》，再次为其侵略行径辩护。

显然，九一八事变已经造成中日之间严重外交交涉，造成国际间安全的严重危机。国联开了会议，要求不扩大事态，日本拒不理睬，照样扩大侵略行为。日本政府声明一再诬陷中国士兵。事实上，事变的设计者事先已经估计到国际反应。正如1927年关东军在皇姑屯炸死张作霖并未引起国际反应一样，他们认为制造柳条湖爆炸也不会引起强烈的国际反应。事变后，日本政府一再在国际上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这不是充分证明，日本政府是九一八事变造成的扩大侵华全部结果的幕后指挥吗？

日本军部和政府一再容允、追认、支持日本军人在中国的侵略行为说明，制造九一八事变完全符合日本政府的战略需要。可以说，占领中国东北是日本政府长期谋划的战略目标。以“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为宗旨的明治天皇，早就把朝鲜、中国作为他“开拓”的对象。1895年甲午战争的胜利使日本开始接近这一目标，1905年日俄战争的胜利，使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南部有了一块基地。大陆扩张主义者田中义一在1913年考察东北以后，在《滞满所感》一书中宣称：“我们认为大陆扩展乃日本民族生存的首要条件”“利用中国资源是日本富强的唯一方法”“日本政府必须确定经营满蒙的大方针”。1927年，田中义一主持了日本东方会议，正式形成了大陆政策，明确将“满蒙”与“中国本土”相分离的方针，制定对中国事务实行武力干涉的政策。这就从国策上把占领中国东北确立为日本的战略目标。战略目标确定后，至于如何实施、何时实施、何人实施，就纯粹是一个战术问题了。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们认为，1931年9月实施战略目标是一个恰当的时机。尽管军部和政府似乎在推卸责任，似乎柳条湖爆炸行为不是政府计划下的产物，却没有任何人谴责这种行为，就是因为这种行为符合日本政府既定战略目标，日本借此一举获得了占领中国东北的机会，为分割满洲与中国，进而为在中国东北建立一个“独立国家”铺平了道路。这不就是日本政府大陆政策的部分内容吗？

驳所谓中国民族主义“刺激”九一八事变谬说

已故日本庆应大学法学教授中村菊男分析九一八事变的原因，把责任推到“中国民族运动的抬头”。“在满洲和中国大陆，排日、抗日运动风起云涌，俄日战争以来，日本所获得的权益，因之逐渐受到‘侵害’”，他认为，在1924年，中国新抬头的民族运动，与共产主义运动组成共同战线，“日本在满洲的特殊权益遂受到很大威胁”。他还认为，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在满洲挂起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以后，满洲在政治上便与中国本土连在一起了”，这与日本政府关于分离满洲与中国的国策是不相容的。他的结论是，九一八事变是“寻求壮大的日本民族之生命力在满洲遭遇到抵抗，中日两国的利益在满洲的冲突。”中村菊男这种评价，根本站不住脚。其实质就是在寻找侵略中国的理论根据，或者说就是一种发动战争的理论。

把一个独立国家的领土（如中国东北）当作是日本发展的生命线，在当今国际法意义上说，是耸人听闻的。即使按照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为西方各国首肯的国际法，也是不合法的。按照对中国极不平等的《朴茨茅斯条约》（1905）和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附约》（1906）规定，日本在中东铁路南部获得了某种特殊权益，东三省主权还是属于中国。日本要把东北与中国本身分割开来，有什么国际法根据？日本要把东北当作日本发展的生命线有什么国际法根据？日本的侵略激发起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不是十分正当的吗？奉系军阀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强烈感受到日本侵略东北的压力，决定改旗易帜，服从国家统一的大局，不是很正常的吗？

中国的民族主义是爱国的民族主义，是反侵略的民族主义，是被日本和欧美帝国主义侵略逼出来的民族主义，是谋求民族自立和国家独立的民族主义。中国的民族主义没有妨害他国的民族利益。日本把自身发展的民族主义利益寄托在对中国侵略和占领的基础上，完全是一己私利，完全漠视独立国家的主权，完全漠视中国人的生存权利和基本人权，是军国主义的，是帝国主义的，是残忍的，是道德低下的。

所谓“寻求壮大的日本民族之生命力在满洲遭遇到抵抗，中日两国的利益在满洲的冲突”，似是而非。这句话应该解释为寻求扩大对华侵略的日本民族之生命力在中国遭到抵抗，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排日、抗日表现。难道中国人民面临深刻的民族危机，在自己的国土上对日本侵略表达不满就不应该吗？就应该俯首帖耳听任日本侵略者宰割吗？就成为日本扩大侵略的根据吗？“壮大的日本民族之生命力”要用占领中国领土来实现，要用武力干涉来实现，这就是露骨的军国主义理论，是“侵略有理”论。

这种军国主义的战争理论正是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的理论。他在策划九一八事变时就在关东军内部提出了所谓“世界最后战争论”的构想，认为“世界大战之爆发，决非很久将来之事，从现在起，我们应有充分的准备和觉悟”，他还提出了“以中国问题的解决为世界最后战争的一环”的设想。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过去十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就在策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了。由此可见，说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争策源地，在这里找到了多么充分的证据。

九一八事变开始了日本14年侵华战争的历程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即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实现其将东北与中国内地相分割的计划。随后借故发动一二八事变，大举进攻上海。日军通过对上海的进攻，实现了扭转国际舆论关注东北问题及策划成立伪满洲国的战略目的，通过对国民政府的军事压力强化了在东北问题上的强硬立场。淞沪抗战中，处于劣势的中国军队，在全国民众的热情支持下顽强抵抗一个多月，虽蒙受惨重损失，却重创日军，振奋了全国民众的抗战士气。日本占领东北，成立伪满洲国，大举进攻上海，完全是非法的，是灭绝人性的，是没有任何国际法根据的。

如果说日本在天津驻军还符合《辛丑条约》的话，1932年后日本华北驻屯军发动山海关事变，配合日本关东军逐渐蚕食长城内外，把军队移驻到北平西南丰台，就是完全违反国际法的。这是造成卢沟桥事变的根源。日本学者争论宛平城的第一枪是谁开的，这在纯战争史或者军事学角度看可能有某种意义，但在日本侵略中国这个大主题上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日军到了北平附近的丰台，本身是完全非法的，除了肆意侵略，难有更准确的解释。即使第一枪不是日军开的，也改变不了日军侵略的本质。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14年侵华战争燃起的第一把战火，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人类公理正义必将战胜邪恶与贪婪。日本的失败结局是必然的。值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这段历史应该被世人永远铭记。虽然我们已经远离了当年的血与火，但要深知和平来之不易，要为捍卫人类和平尽心竭力。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