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是祖父，一位是侄孙，同在远离家乡的大后方为抗战奔忙。耳闻一阵阵刺耳的警报声，面对不断落下的日军炸弹，他们经历着怎样的心灵磨难？烽火三月，家书万金，祖孙两人在硝烟中传递着绵绵的亲情。

家书内容

华林贤孙如晤：

接三月二十四日自成都来函，藉悉荣迁新职，领略沿途风光，甚为喜慰。报务员有几等，汝系何等位置，每月薪金若干，成都生活程度较之重庆孰低孰昂，约计月入除用费外盈余多少，能否按月汇寄家中收用，家书是否时时往还，统望于便中叙及。

此间生活较渝城尤高，愚每月薪水一百三十元，津贴一百二十余元，除寄三斗坪数十元外，其余仅敷寓中之用。米一大斗值五十二三元，柴每斤七八分，猪肉一斤二元八角，盐每斤一元四角，真薪桂米珠也。刻下天气时冷时热，未知成都如何，尚望随时珍重为要，莹姑现在江北兵工子弟学校充当教员，并以附告。

此询

近佳，仍盼回音

南陔手泐

四月七日(印章)

华林贤侄孙左右：

接阅来书，承探视家慈及善夫下落，甚感。惟内云三姑婆照料一节，三姑婆系何人，仍请于下次来函叙明。日前愚有一函内附洋一元，邮票一角，请先购《惊脐合编》一本，并另开选购书目，请向书店议价，未识到达否？

至此次交通部交通机关改隶运输统制局，系为指挥便利。对于人事当无问题。本公司乃国民政府特许成立，应否改隶，尚未确定，但部令云：在未确定改隶以前，员工不得自行离职，将来如何，俟后函告。吾孙系专门技术人才，更无虑也。此间亦得足雨，农田可望秋收。惟近来酷热，未知蓉城如何？日寇扰害，家人飘零，老母年近八旬，孑身故土，衣食费用如何取给，每一念及，心肠俱裂，真所谓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种不幸时事不图于我辈亲见之也。以后如有续得消息，务希随时见告为感。专此即询

近佳

南陔白

七月二日(印章)

祖父大人尊前：

上月廿九日寄出廿七日所写之信，想已收到。此间自廿七日大轰炸后又连日发生警报，现已恢复常态，请勿以为念。

廿六日之手示，因内蓉间公路桥梁被水冲坏，以致延至今(五日)日始行，收到法币十元，及附抄二件，一并收到，请勿念。大人来示字体一笔不苟，令孙欣佩，但字里行间对孙太过于谦逊，使孙不安，至亲骨肉，祈勿庸客套。关于医书一事，据云吴君已曾派人送至

土桥，因不知大人名讳，故未探得。盖以书面仅书大人之号也，以致多一番周折。前日吴君曾来电云此，孙已详告，并请吴君将书托人送至土桥，谅不致再有误也。如过数日尚未收到，孙当去电请吴君由邮寄上不误。善父四爹爹已有信来，甚慰。不知信是否由宜昌城发出，曾谈及宜昌战况否？并宜昌近来情形否？请示知。

来示嘱探听陈秀生，孙当即前往，伊本人不在该处。据栈房主人云，伊已走且欠栈房房金及钱共七十六元，并欠房客王陈氏七十五元。栈主与孙谈话之间，对伊之怨言甚多j不知何故？又，陈秀生者究系何人？请示知。

专此布复，顺请

福安

孙 华林

八、五

华林贤侄孙如晤：

来二件函，阅悉。藉口蓉市轰炸甚烈，吾孙身体平安，极为慰慰。来函有不妥处，特批寄一阅。马立业未与予通讯，此间亦连日空袭，渝市想亦损害重大，惟土桥距城十三公里，尚属安全，并以奉告。医书一节，俟过一星期后再说。托人之事，不必过于求急也。望随时保重为要。

专此复询

近佳

陔手泐

八月九日(印章)

家书背后的故事

这里发表的四封家书是北京收藏家林京宁先生提供的，只有信纸，没有信封，也没有关于家书作者和收信人的相关背景介绍。好在还有一份《四川省电信管理局无线电第二电台现有职员名册》和《四川省电信管理局指令》，把家书和这两份资料相对照，才判断出写信人的身份和年龄等基本情况。

两位写信人是祖孙关系，老家都在湖北宜昌三斗坪(即今三峡大坝所在地)。祖父王南陔在国民政府交通部下属的中国运输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侄孙王华林曾是成都某单位报务员。到了1949年，33岁的壬华林即王丹芳担任了四川省电信管理局无线电第二台台长(此为笔者据《四川省电信管理局无线电第二电台现有职员名册》与家信内容相印证，从年龄、工作性质、籍贯和姓氏四方面推断出来)。

四封家书中均写于1940-1941年间，其中三封是王南陔写给侄孙王华林的，另外一封是王华林写给祖父王南陔的。王南陔4月7日的信中虽未直接言及抗战，但他介绍了自己的薪金标准和当时重庆郊区土桥一带的物价情况，比如米、柴、肉、盐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是研究抗战时期人民生活的重要史料。7月2日的信中谈到附钱买书一事，受资料所限，《惊脐合编》一书未知其内容。王南陔在信中表达了对家乡的思念及对日寇的痛恨，特别是对家中年近八旬的老母亲的无限牵挂，“衣食费用如何取给，每一念及，心肠俱裂，‘真所谓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

信中还提及国民政府交通部改制问题。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被迫内迁重庆，政治、军事、经济中心也随之转移到西南。而西部各省以公路交通为主要运输方式，远远不能保证战备物资的供应。为了统一协调军地运输部门，确保战时物流畅通，1940年4月，国民政府在重庆成立了运输统制局，隶属军事委员会，它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最重要的交通运输管理机构，对战时交通事业的发展，保证前线所需人力物力的运输起了重要作用。王南陔在信中透露了这次改制对自己工作的影响：“在未确定改隶以前，员工不得自行离职”。

王华林给祖父的信中提到的“廿七日大轰炸”是指1941年7月27日日军对成都进行的大轰炸。早在1938年11月8日，日军就出动18架飞机袭击成都，在外北机场及外南机场投弹百余枚，在南门炸死卫兵1人，炸伤3人。15日又在外北机场投弹数十枚，炸死1人。

1941年7月27日，日军对成都的轰炸达到抗战以来最高点，制造了“七二七惨案”。当日，日军从运城机场和汉口机场起飞108架飞机，分4批每批27架对成都进行连续轰炸。成都被炸地点主要是少城公园、盐市口、春熙路一带，中弹街道达82条。日军共投弹358枚，炸兀成都百姓575人，炸伤632人，毁坏房屋3 585间。这是抗战中成都遭日军飞机轰炸损失最严重的一次，给成都人民带来了极大的心灵创伤。所以，当时正在成都工作的王华林写给在重庆的王南陔的信中首先就提到了这次“七二七大轰炸”。王南陔复信中首先也对此表示关切，知道王华林安然无恙，才放下心来。

从王南陔的书法、文风来看，他具有较为深厚的国学根底，时时以家书为教材，指导这位侄孙提高文字水平。不仅在侄孙写的书信的正文中改正错别字和不通顺的句子，还在信笺的周围空白处写满了他的批语，谆谆教诲，令人感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