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淮安人，应该知道我们的市花是月季。月季花荣秀美，姿色多样，四时常开，对土质水质要求不高，生命力顽强，随手折下一枝插入土中，它就能自己生出根来抓紧泥土，生高长绿，再吐芬芳。70多年前，当日军铁蹄踏破淮水的安宁，江淮大地如同血染之时，淳朴而勇敢的淮安人民也如同暴雨后的月季一样，花落泥污，枝叶不附。但是，我们脚下的这片大地有着千年的积淀，它能让月季再次繁茂，也能给予淮安人民重生的力量，淳朴而勇敢的淮安人民挺直腰杆，再次屹立在淮水之滨。生，是站着生；死，也要站着死！一朵朵血红、雪白的抗日之花，开遍淮安大地。

中华民族的小号手——新安旅行团

行动起来！为了生存，淮安社会各个阶层都积极地行动起来！让人肃然起敬的，是河下古镇的一群孩子。1935年10月10日，一个细雨蒙蒙的秋日，新安小学校长汪达之带着14个学生组成的“新安旅行团”（团员中最大的17岁，最小的12岁），手拿着“江苏淮安新安旅行团”字样的三角小旗，为了宣传孙中山先生的遗嘱（“必须唤起民众共同赴国难”），实践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为了抗日救国的事业，从淮安县城西门外的古运河码头登上了南下的小轮船。出发时，他们每人只有一身单衣、一双草鞋、一把雨伞及简单行装，全团仅50块钱和一套电影放映设备、几部黑白无声抗日影片和几十张抗日救亡歌曲的唱片。

伴随着《义勇军进行曲》，“新旅”的孩子们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历时18年，行程5万余里。在桂林，他们演过剧目《海军舞》和《参军记》；在武汉，他们播放过影片《民族痛史》和《抵抗》；在两淮解放的战场上，他们深入到前线向敌人喊过话。国难当前，“新旅”少年们用稚嫩的嗓音放声呼喊，用真诚的行动唤起民众，用高昂的热情鼓舞人心，他们将中华民族自古流传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演绎得淋漓尽致！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新安旅行团无法在国统区继续活动。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全团40余人分十几批，秘密地从桂林出发，经香港、上海，转移回到家乡——苏北抗日根据地。“新旅”回归后，办报、办学，排剧、演出，丰富了根据地内的文化生活，直接推动了根据地的青少年运动。抗战胜利后，“新旅”集体给毛泽东写信，报告在苏北根据地的学习、工作情况。1946年6月，他们收到了毛泽东的亲笔复信：“祝你们努力工作，继续前进，争取民主中国的胜利。”

苏北最大的抗日救亡团体——苏北抗日同盟总会

1937年卢沟桥事变，特别是八一三事变后，淮安民众的抗日激情迅速高涨。一批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期间被国民党囚禁的原共产党员陆续出狱后，立即举起抗日救亡大旗，如李干成、吴觉等，在外地读书、工作或当年避难出走的有识之士也纷纷重返家园，如宋振鼎、陈书同、赵心权等，他们一边找党，一边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联络一些学生和进步青年，在淮安地区的主要城镇、农村组织了多种形式的抗日救亡团体。其中，影响最大的要数苏北抗日同盟总会。

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指点下，在徐州国民党第五战区动员委员会的支持下，在宋振鼎、吴觉、谢冰岩、夏如爱等一批人的积极努力下，在各地抗日救亡运动发展蓬勃的基础上，1938年2月19日，苏北抗日同盟总会在淮阴城正式成立，宋振鼎为理事长，谢冰岩为秘书长。大会通过了根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精神制定的总章程。

苏北抗盟成立前后，淮阴、涟水、淮安、泗阳等县的抗盟分会也相继成立，组织范围达到17个县，吸引了大批爱国青年和农民，做了大量的宣传、组织、武装民众的工作。抗盟成员们利用串连、谈心等多种形式联络同志，经常召集政治讨论会，利用集市搞演讲，成立剧社、宣传队，编印报纸，翻印《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写标语，散传单，筹建苏北出版社等，揭露日军暴行，号召大家组织起来，保卫乡土，同日军开展游击战争。在武装民众方面，淮阴、沭阳、东海等县，组织了数万之众的抗日自卫队、模范队，骨干队伍一度发展到数百人，集中进行军事政治训练，从事抗日保家活动。苏北抗盟还先后在涟水、淮阴等地举办了几期干部培训班，并派100多人到国民党五十七军万毅团学兵队受训，为苏北地区的抗日斗争培养了一批干部。

虎啸淮海——淮阴周氏三虎

淮阴区刘老庄乡是一片红色的沃土，惊天地泣鬼神、感动了无数中国人的刘老庄战斗正是发生在这里。在烽火连天的抗战时期，这里的一户周姓农民家庭，诞生了三位名震淮海的英雄人物——周文科、周文忠、周道（文广）。他们一母同胞，身材魁伟，英气蓬勃，骁勇善战，胆略过人，组织领导人民武装英勇杀敌，穿梭于枪林弹雨，毫不畏惧，敌人闻之丧胆，群众见之欣悦，被淮海区广大军民形象地称为“周氏三虎”。

1938年春，“大虎”周文科通过参加苏北抗日同盟总会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还将两个弟弟一起拉进了革命队伍。在大哥周文科的影响下，兄弟三人扎根老家淮阴，分别拉起了三支抗日武装，其中大哥的“文科游击队”和二哥的“二虎游击队”规模和影响更大一些，弟弟周道年纪小，却也领导着一个40多人的游击队。1943年3月18日，刘老庄战斗结束后，正是周文科带领区队强忍悲痛打扫战场，掩埋了为国捐躯的82位烈士遗体。同年，只有21岁的“三虎”周道，在与日伪的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救治无效，光荣牺牲。周文科、周文忠兄弟二人含泪送走了亲人，将悲痛与仇恨转化为强大的杀敌动力，继续投身战斗，在对敌作战中更加机智与勇猛，战场上虎虎生威、虎气十足。

可是呢，当地人还给“大虎”周文科起了个与“虎”字完全不匹配的外号叫“周大奶奶”，这是因为周文科对待革命同志如手足，衣食住行方方面面都关照到：说“吃”，士兵吃什么，他就吃什么，并且总是让战士先吃，还说，你们要打仗、冲锋，不吃饱不行，我只是指挥，少吃几口不碍事，全然不记得每次战斗冲在最前面的总有自己；说“穿”，他将妻子替他做的衣服和鞋子分给了战友们，自己却穿草鞋和空心棉袄；说“住”，斗争形势紧张时，一夜要挪几个地方，战士们都困得睁不开眼，倒下就睡，他怕战士着凉，半夜仍然不断起来查铺盖被；说“行”，上级配给他的大白马，行军打仗时，经常是驮战士的背包或者伤病员，甚至干脆让警卫员骑着，自己和大伙一起步行。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革命战争年代，千千万万的党员干部、志士仁人如同周文科一样，面对敌人、面对侵略者坚强如铁，脊梁如钢，而对着人民群众、同胞乡里则俯下身来，他们是淮安之光，是淮安人民永远的骄傲！

壮怀激烈——涟水朱氏三杰

淮阴有“三虎”，在涟水，这个淮安老区中的老区，一度还被叫做苏北“小延安”的地方，则有着“三杰”——“朱氏三杰”。与“三虎”亲兄弟不同，“三杰”是堂兄妹，按年龄依次为朱启勋、朱启宇和朱启杰。兄妹三人投身抗日，1938年一起加入涟水县抗日同盟会，又变卖家产购买枪支火药，发展武装组织“抗日兄弟团”，后一路上升到主力部队。

1940年5月，妹妹朱启杰率工作队到泗县袁圩建立基层政权，正在开会时被日军逮捕。面对敌人的酷刑她一言不发，在“自白书”上奋笔疾书：“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恼羞成怒的日本侵略者挥刀剁掉了她的手指，下令立即处决她。朱启杰天生有一副好歌喉，平日里她用这副歌喉为宣传抗日而高歌、而呐喊，在就义前，这个才21岁的涟水姑娘从容地对战友们说：“为共产主义牺牲的时刻到了，同志们，我们一起再唱一次歌吧！”于是，她领头唱起了歌：“枪口对外，仇敌认清，杀、杀、杀！向前走，为国家，为民族，真正值得我们牺牲……”

时穷节乃现，一一垂丹青。妹妹牺牲得从容，哥哥的牺牲则是壮烈。1942年6月，已任八路军独立第五旅三团二营营长的朱启勋奉命拔除日军设在宿迁陆集的中心据点。在扫清外围后，敌人龟缩到中心据点内固守待援。该据点工事坚固，碉堡群立，地势平坦，易守难攻。因久攻不下，部队便在陆集街布防待命。第二天，大批宿迁援敌猛扑过来，一下子冲到陆集街头。面对猝不及防的危急形势，朱启勋带头冲出，一枪撂倒了封锁街道的敌机枪手。就在这时右腹中弹，他本能地用右手捂住伤口，用左手继续射击。当他忍着剧痛翻过墙头时，由于伤口大、用力猛，肠子流了出来。他捂着已经流出的肚肠，以惊人的毅力指挥警卫排且战且退，一直撤退了二里远，终于倒在血泊之中。因伤势过重，送医途中不幸牺牲，时年33岁。

朱启勋牺牲后，经医生检查身中九弹，流出的肚肠多处破裂，成就了一则“盘肠大战”的英雄传奇。1942年10月10日，独立旅三团、淮海行署、涟水县政府及成集区署联合在朱南荡隆重举行追悼大会，淮海行署主任李一氓致悼词。涟水人民为了纪念朱启勋和朱启杰，建兄妹烈士碑于成集烈士公墓中，并把小洋河改名为“杰勋河”，把他们的家乡改名为“杰勋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