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世界近现代一百多年的历史，没有哪个民族如同中华民族一样，在动荡与战火中度过了漫长的岁月。在所有不堪回首的历史往事中，没有哪个事件比发生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日战争给中华民族造成的创伤更为惨重。那场战争，中国战史称之为‘抗日战争’，日本战史称之为‘中国事变’。”

这是著名作家王树增在新作《抗日战争》第一卷中的开篇之语。继《长征》《朝鲜战争》《解放战争》等系列作品后，非虚构文学《抗日战争》作为“中国革命战争史系列”的收官之作，历时6年终于面世，被称为第一部“属于全民族的《抗日战争》”。近日，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了王树增。

我们对抗战的历史遗忘太多

王树增说：“我要重复一个名词——事变。日本军国主义者从来没有把侵华战争当作战争来叙述，他们永远用‘事变’来代替侵略。所以，我宁可用这样一种叙述：7月7日这一天，中华民族开始了全民族的抗战。”

1937年7月7日，宛平县城，《抗日战争》全书由此起笔。“中国士兵与日本士兵保持着对视姿态，但彼此都看不清对方的面容，因为下着雨，天空雾气迷蒙。”在当时的人看来，在这暑气与水汽蒸腾的季节里，一座北方小城的城门口并不会书写什么惊天动地的历史。但就是这普通的一天，成为全面抗战的起点。

《抗日战争》第一卷分为“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丧师失地未有如是之速者”、“用精神和血肉争取一个像样的结局”、“台儿庄是吾人光荣所在”、“保卫东方‘马德里’”、“日军没有后方”等13章。王树增对自己的每一部作品都会定下叙述的基调。《长征》是乐观，《解放战争》是宏阔，《抗日战争》是庄重。“对一场牺牲了数千万生命的战争，基调只能是这个”。

与专业的战争史关注战略、战术不同，王树增关注的是人在战争中的命运。无论是统帅、将领还是中下级官员、士兵，无论是中央军、地方军阀，还是农民、八路军、新四军，还包括日军、伪军，国统区和沦陷区的老百姓，战争中涉及的所有人都在这部《抗日战争》中有自己的位置。

因为是非虚构文学，王树增坚持对任何一个细节都不虚构。为了确认“七七事变”当天的天气，他特意查了气象记录；书中出现的每一个人物，哪怕只有一行提及，也都经过考证。记者注意到，《抗日战争》第一卷的注释就多达37页、868条。

王树增说：“我们对抗日战争的档案整理、口述历史的留存都做得不够，遗忘太多。这对为这个民族倒下的人不公平，也对这段历史不公平。”所以，20多年来，他一直关注关于抗战的史料，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搜集资料的时间远远超过写作时间。

偏废任何一个战场，都无法解释这场战争

王树增说：“我写的是一部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它动员了全中国所有的阶层、党派，甚至所有的国际力量，包括散落在这个世界各个角落的华侨。如果我们对这场惨烈战争的表述和认知过于狭隘，对那些倒在战壕里的生命也是不公允的。”

王树增认为，抗日战争呈现出了一种极具中国特色的战争样式——分成了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公允地看待历史，只有一个途径，就是站在整个民族立场之上，站在整个中国人的命运之上。偏废任何一个战场，都无法解释这场战争，无法解释这场战争的结局，无法解释这场战争的逻辑。”

所谓战争逻辑，王树增举例，在抗战爆发时，中国人唱的歌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还有冷兵器时代的影子，而日军是飞机大炮的机械化部队。“这是两个国力、军力都十分不对称的战场，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能够同时存在，缺一不可。”王树增说，“如果我们忽视了正面战场，就对不起那些在战场上倒下的人，他们所做的努力和牺牲是今日国人很难想象的，战争的惨烈程度也让人很难想象。”

在书中，王树增也不避讳一些敏感话题，如，有观点认为，共产党在抗战期间“坐大”。王树增用史实证明，这个观点毫无逻辑。“抗战全面爆发后，可以说，共产党所处的位置是最安全的。共产党如果要‘坐大’，完全可以偏安中国西北一角，日军没有打到那里。然而，共产党把自己勉强编成的三个师，统统过了黄河，参加正面战场。第一场战役就是忻口战役，与日军的甲级师团作战。”

对于共产党人的中流砥柱作用，王树增认为，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当时一盘散沙的中国，最主要的党派之争是国共之争，而共产党主动站出来服从中央政府领导，对各路军阀和小党派起了引领作用。”第二，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持久战》的观点是保证抗战最后取得胜利的关键性战略思维，在战略上起了中流砥柱作用。如果按照速胜论、速亡论的思维，不出一年，中国就亡国了。”第三，是广阔的敌后根据地。“正面战场离开了敌后战场，根本支持不住，共产党牵扯日军的兵力没低过40万；而如果没有正面战场的浴血奋战，哪来敌后战争的生存”。

青年知道历史，才知往何处去

战争的硝烟已经退散了70年，但战争留给人的思考却从未停止。19世纪中叶以前，日本也是落后、混乱、积贫积弱，到了侵略中国之时，却已成亚洲强国；在二战中一败涂地，又在战后经济腾飞，再度成为发达国家。

在《抗日战争》的新书发布会上，中宣部出版局巡视员刘建生说：“战后初期，日本收集整理各种档案材料，出版了102卷研究著作《战时丛书》，宣扬他们是战争的失败者，却是精神胜利者。发动侵略战争的战败者却反过来要抢夺文化高地、精神高地，企图在文化建设、精神造诣上不输战胜国。日本战后70年的历史耐人寻味。”

王树增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今天的年轻人很难想象，战争刚爆发时中国是什么状况：没有自己的工业体系，不要说汽车、坦克，连自行车都没有办法制造，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那时，中国最广大的人口是农民，中国农民在那个时代的悲惨状况也是世所罕见；而当时的中国军队并没有现代战争的观念，军阀割据，各自为战。

王树增说：“从卢沟桥事变到第二次淞沪会战期间，日军的战役规划是按1比10计算的。即，日军一个师团，至少可以对付我们十个师以上。就是在这样濒临崩溃的国运之下，中国为什么没有亡国灭种？顺着这个思路，就可以读懂这场战争为何惨烈至此。”

王树增说：“我写的虽然是历史，但永远是为当代中国读者、尤其是为当代中国青年所写的。老人读历史是观照自己，而没有经历过这段历史的青年，读到的是‘家谱’。把‘家谱’烂熟于心的青年，会活得很踏实。你知道自己从何而来，才能知道往何处去。在遇到生活挫折的时候，可能会更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