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每阅读《日本的间谍》一书，都让人惊懼而起。大概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亲历者，讲述日军在“满洲国”统治之暴戾、腐败和野蛮时能写下如此有力的文字。满纸触目惊心的描述亦因作者特殊的身份——意大利人、中国籍、深入权力中枢的高级特工——而具有真实性，其中对受难者的同情和对日本暴政的控诉又让本书充满了道义力量。就与中国近代革命史的关联意义而言，有人把他与埃德加·斯诺（以下简称“斯诺”）相提并论。由于斯诺关注的是“红旗下的中国”及其政权，自然在1949年之后的话语叙述中备受关注。相反，置身“满洲国”的范士白及其著作却湮没无闻。这与我们的历史情境有关。然而，在回顾中国十四年那充满屈辱的抗战历史时，笔者以为这个叫范士白的意大利人和他的纪实文学《日本的间谍》值得我们去铭记。

范士白（1888—1943），意大利人，原名Amleto De Chellis Vespa，另译有万斯白、范士柏、樊司派、樊斯伯等。早年远渡重洋参加墨西哥革命，1912年离开墨西哥，以新闻通讯记者的资格漫游美洲、澳洲、越南和中国，足迹遍西藏、蒙古和俄国的西伯利亚等。1916年欧战期间随协约国联军情报处进入海滨省及阿穆尔省，一直到贝加尔湖和尼古拉夫斯克，其间结识了许多中日要人，包括奉系军阀张作霖。范士白深受张氏赏识，1920年9月被张氏委任为特务机关要员。根据担当职务的需要，他在俄国、中国、朝鲜和蒙古使用不同的名字和不同的护照，活动范围涉及搜集政治情报、注意别国特务人员动向、侦察土匪和偷运军火和毒品、密查贩卖白俄妇女、阻挠和破坏日俄方面的活动等。范士白因屡次破获意大利私自运往东北接济匪徒的军火，以致意政府对他异常不满，使出警告、逮捕、监禁等手段逼他回国，他最后不得不改变国籍，于1924年入籍中国。1928年6月4日，张作霖乘火车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的炸药炸成重伤而毙命，其后范士白仍然在东北军总参谋部下工作。“九一八”事变，日军强占东北。1932年2月14日，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以范士白的妻儿为人质，强迫他替日本在哈尔滨的特务机关效力。自此，范士白在日本特务机构的监视下主要从事如下活动：调查、改组哈尔滨的白俄团体；组织、指挥土匪对在中国东北的犹太人进行抢劫和分化；利用土匪骚扰中东铁路的运营和秩序；给苏联施加压力；监视国联李顿调查团；进行绑架、暗杀等活动。但出于正义，他十分同情被虐害的中国人，激赏中国军民的英勇抗争，因此和东北义勇军保持秘密往来。他的种种行为引起日本当局的不满。就在日本特务机关即将逮捕他的1936年9月初，他逃往上海；半年之后，他的家眷在东北义勇军的营救下脱离日军魔杖，平安回到上海。

范士白在出逃哈尔滨之前，曾受一位中国长者委托，要他把日军在“满洲国”的暴行真实完整地叙述出来。

“我答应——全部真实。”

范士白斩钉截铁地回答道。到了上海，他感到在与日本争生存的苦斗已经试验到了最刚强的人的极限，但是他认为“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改变我的计划。在日本的名义之下，在日本人的强迫之下，我已经分担了太多的罪戾，使我良心不安。至少我要赎罪，虽然那是在那些上司压迫之下所犯的罪过，至少我还能够替那些尚在历史上最野蛮的压迫之下的人们说几句话，把真实情形告诉世界。”（马国亮：《浮想纵横》，香港开益出版社1996，P348~349）在人道、文化和正义之名下，1937年岁末，他终于履行承诺，完成了书稿，书中对日军在“满洲国”的恶劣行径予以空前的揭露，并伴随着尖锐的抨击。

埃德加·斯诺阅毕书稿，就预言它“必定轰动世界”。1938年秋，题为Secret Agent of Japan： A Handbook to Japanese Imperialism的书在纽约和伦敦相继出版，后又出版了法文版与俄文版；1942年，美国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推出电影《Secret Agent of Japan》。尊闻翻译、中文译名为《日本的间谍》从1939年1月至6月在生活书店连续刊行5版；同年还有民华译的《日本的间谍》由新生书局出版；国光印书馆又以《日本在华的间谍活动》为名1939、1945年两度出版。此外，还有译为《神明的子孙在中国》的版本。中文版出版之后，被改成独幕剧、传奇杂剧和电影（阳翰笙编剧、罗军和陶金、秦怡主演）在后方上演。作品在中国一经出版，好评如潮，销路也非常可观。当时的《新华日报》编辑欧阳凡海称其为抗战之后最伟大的作品，是继鲁迅、何香凝（追悼廖仲恺文章）之后写下的最有力的文字（欧阳凡海《文学评论》1940，P145）。作家、编辑家马国亮称“万斯白”是“为日本人最切齿痛恨、同时却警醒着全世界的名字”（马国亮：《浮想纵横》P357）。据导演袁丛美回忆，名为《日本间谍》的电影在拍摄过程中，张治中、英国的史迪威将军等人亲临摄影场指挥，拍摄得到英国大使馆、军政部，政治部、防空司令部、外交部、许多机关团以及各界人士的协助（袁丛美：《摄制〈日本间谍〉的经过》，载《日本间谍》特辑，中国电影制片厂1943年编）；1943年4月电影在重庆影院首映，观众十分踊跃，场场爆满。抗战胜利后该片在上海大光明戏院连映四十多天，创战后国产片的最高卖座纪录（黄仁：《〈日本间谍〉的拍摄经过》，载《电影艺术》2007年第1期）。田伯烈在英文版初版序言中引用一外国政府官员的话称：“这是我所读过的最强有力的公诉状，控诉某一阶级，某一国人，实际也就是控诉‘全部不公道的制度，由于这制度使少数人统治大多数人，使千百万人在黑暗境地中做工以供养少数人的舒服和剥削，而大多数人却不能不生活在污秽和饥饿之中以维持那讹诈的营利方法。’”《密勒士评论报》书评栏目“China Weekly Review”的书评文章概述了本书的内容和作者的经历。书评最后说：“本书当然已被日本禁售。但是很奇怪的，居然有几本递寄到上海了，同时万斯白的行踪，正为日本特务人员所深切注意着”（万斯白：《揭开大秘密——日本在华间谍》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P9）。《日本的间谍》及其衍生的作品如此轰动，让日本当局对他恨得咬牙切齿，千方百计地要对他下毒手。1937年8月日军进攻上海之前，范士白被迫撇下妻儿，逃往马尼拉，被迫在乡野间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1942年初，日本占领该地，范士白被发现而遭逮捕，于次年遇害。

史家向来重视所谓亲历者的见证文字，然而并不是每一个亲历者都像高级国际间谍范士白这样具有潜入权力中枢的身份优势。“以前没有人有过，以后也一定没有人获得日人手下这种不可多得的地位”，使他能够见证那段历史中核心权力层的权力运作，洞察到日本殖民统治在“满洲国”的政治构造，故而《日本的间谍》“毫无疑问的独特价值”就在于：“这是一本揭开大秘密的书”（斯诺语）。种种大秘密包括满洲建国前日、俄、意等帝国主义在满洲的违法行为，张作霖的被害经过，日本建立“满洲国”之后白俄的反应，日本在“满洲国”烧、杀、淫、掠的法西斯暴行，被奴役的满洲人民的苦难和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斗争，李顿调查团在哈尔滨的活动，日本军方策动绑架和暗杀开斯普等重要事件，其中细节的描写尤其令人难忘。

比如在1932年2月5日日军进驻北满重镇哈尔滨时俄国人的反应，尤其令人感到愤慨。其时作为满洲铁道干线重塞的哈尔滨大约有十万俄国人。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俄国人呢？他们在哈尔滨的待遇如何？作者叙述道：

自俄国革命爆发之后，几十万俄国人逃难到满洲，在满洲他们都是并无例外地被款待为朋友的。自1917年至1932年间，没有一天没有一批新的白俄逃到满洲，有护照的或没有护照的，犯法的和守法的全都一律受了殷勤照顾，得到安身之处。……满洲当局曾经竭力减轻这许多俄国政治变革的牺牲者的困苦，他们之中的几千人曾经被置于政府机关、军队、警察、铁道、矿厂和其他职务之中，往往得到比中国人还优厚的待遇。当这些白俄组织各种团体的时候，不但得到中国当局的承认，而且还由满洲政府津贴他们。那些白俄曾经得到出席市政会议的权利，他们成为商会的会员，等等。（17～18页）

然而在日军来袭的时候，范士白看到的情形却是这样的：

当机关枪队通过街市的时候，站岗的中国警察都被杀了，由两个日本兵来代替他们。当这扫荡活动正在进行的时候，有几千白俄出来在街上，抬着日本国旗，对这些新客高呼“Banzai！”（日语“万岁”）。许多年轻的俄国女子都雇来迎接前进的日本步兵队，献花给那些军官，有时还连带接吻。下半天，一万多白俄的行列游行于哈尔滨各街道，一面向日本人喝彩，一面辱骂中国人。有些中国人被打受了重伤，这就算是中国人优容宽待这班世界其他各处都闭门不纳的白俄所得的报答。（第17页）

范士白不仅写出了日本兵侵略中国时的残忍，而且把中国政治结构中俄国人的社会地位和国际冲突中的形象也描绘得很生动。

“九一八”事变之后，国联成立李顿调查团，来调查日本在中国发动“九·一八”事变而形成的满洲问题，以及中国的一般形势。该书详尽地描述了日本为了掩盖自己的侵略意图，采取种种措施来对付李顿调查团的调查。比如，在调查团来之前的一个月，日本人就命令一批中俄要人组织一个向国联“请愿”的委员会，而各种“请愿书”都由日本人事先写好，那些中俄要人只不过是签名而已；调查团所住的饭店处在日本人的严密包围中，调查团有可能去的重要商店、酒店等，一律派了侦探去做雇员、侍者，调查团有可能去访问的监狱里的政治犯都被转移；日本人成立组织严密的招待委员会，所有委员都要熟悉进退坐立的礼仪，谨记要说的话，并且受到警告：倘若他们说了比教他们说的多一个字或少一个字，就要用生命来抵偿这一多一少。此外，日本人在满洲营造一种民气激昂地拥护“满洲国”的气氛，印制无数的小“满洲国”国旗和溥仪像，等等，所有人都被强迫买国旗参加游行，而且必须使劲大叫“满洲国万岁！”把日本欺世盗名的丑恶嘴脸暴露得一览无余。

该书的出版正值日本不断加紧侵华脚步的时候。其时不少国人常怀疑中外报纸上所宣传的日军的暴行言过其实，因为他们毕竟具有人类的面孔。然而读毕此书后，后方的中国人意识到：日本的侵华战争有其必然性和残酷性，每个中国人都有落到日本人手里的可能，无论贫富，都将为日本人所奴役，即便抱着侥幸心理当汉奸也不会有好下场。“要想知道中国人的命运，必须看这本书！”“我们的命运如何，这本书会答复我们！”这就是这本书在中国进入抗战最艰难时段的意义，它的出版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抗日的斗志以及与侵略者一战到底的决心，也为中国人抗战赢得海外援助贡献了力量。

如今，该书的再版也具有现实意义。它是我们研究日本侵华史、东北地方史，尤其是黑龙江省和哈尔滨市现代史的绝佳史料。尽管随着二战史的深入，我们越来越意识到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征服问题，并非总是表现为直接性的暴力、赤裸裸的破坏、歧视和压制的态度，然而我们也不能低估和忘记日本在华的种种暴行。见证、记忆并叙述出来使其成为公共记忆，对于个体来说，是曾经被纳入殖民体制的亲历者保留人性光辉的努力；对于人类来说，是防止灾难再次发生的途径。

在说了这本书那么多的价值和那么重要的意义之后，笔者还要补充的是：它是一本好读的书。故事从一开场就营造了紧张、压抑和恐怖的气氛，它一直持续到“收场语”，而惊险曲折的故事其实还在现实生活中继续，这就是本书常常让人惊懼而起的原因所在。那些历史人物如张作霖、土肥原贤二与无名的历史人物的行动细节，以及重大历史事件的经纬、数据都具有真实感，能够自然而然地把读者带入历史情境。

如果说到它的缺点，或许如田伯烈委婉指出的，没有注意到大多数勤苦耐劳的日本民众。这大概跟作者要“无情地尽量暴露日本的反常无道的真相”这一写作初衷有关。而另一方面，恰恰由于作者独特的身份经历，使他没有机会接触日本其他的社会阶层，也许我们也不应苛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