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黄耀堃教授和记者董玥。记者柏华摄

我更喜欢从学术的角度研究屈原

记者：黄教授，通过您对屈原的研究，您认为屈原身上最值得传承的是哪一品质？这些品质又对当下的社会具有怎样的实际意义？

黄耀堃：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总体来说，屈原最可贵的当然是他的爱国主义精神。这也是千百年来一直为大家所推崇的。爱国主义精神的弘扬，对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不过，我更喜欢从学术的角度，来研究屈原这个人物。我觉得，他具有一定的“革命性”。此处的“革命性”与阶级斗争无关，而是指“第一次将神坛上的东西，以耳熟能详的形式，带入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比如他的《九歌》里写到人间的爱情和不幸，这都是非常朴实、接地气的东西，仿佛将天火送至人间。屈原的这一革旧立新的创举，最让我崇敬。

记者：您当时研究屈原的初衷是什么？关于屈原，您最近具体致力于哪一方面的研究？

黄耀堃：我当初选择研究屈原，完全是出于对这个历史人物的兴趣。学术是很纯粹的东西，最诚挚的坚持背后，往往出自最简单的缘由。通过对屈原及楚辞学的考察，最近我越来越坚定了一个认知，即儒家文化并非中华文化的唯一源头。中华文化是一个非常渊博的概念，如此内涵丰富的事物，是儒、道、法以及楚辞学等一系列优秀文化的交融。与此同时，将楚文化放置于中国大文化的背景之下来探索，才更具有实质意义。

屈原选择陨落是对信仰的坚守

记者：有人认为，屈原当年自投汨罗江，是对国家的愚忠，对此您的观点是什么？

黄耀堃：我个人觉得，这个问题应结合时代背景，理智地看待。也许，抽离历史渊源，屈原的行为的确是愚忠，因为他的死对国家的存亡毫无意义。但是，放置于当年的大环境下，屈原的行为并不极端。那时普遍认为，世间最可怕的是人神分离，而死亡，并非是彻底的幻灭。屈原作为一个爱国人士，一个完美主义者，选择这样一种陨落的方式，是对信仰的坚守，是完全值得理解的。

记者：在社会迅猛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您认为致力于屈原及楚辞学的研究，有何更为实际的意义？

黄耀堃：有时候，我们大可不必将自己完全淹没于主流文化之中。功利地对待一切，人生便会失去原有的价值与美好。对屈原及楚辞学的探索，常常让我觉得妙不可言。那是一种很纯粹的感受，是亘古不变的人类的情感，引领着我们触摸到人生的本质。历史的波涛在滚滚向前，很多事物都会被时间所埋没，只有至善和至美，会散发出永恒的光芒，熠熠生辉。

记者：端午节是我国的一项传统节日，端午祭被韩国江陵＂申遗＂成功，您对此的观点是什么？

黄耀堃：受到我们中华文化的影响，韩国、日本及东南亚等国吸收了许多精髓所在。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个人认为，注册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为了使其得到更为完备的重视与保护，而非谋取一己私利。优秀的历史与文化，不是我们骄傲自负的资本，低调才是应有的姿态。比如，在日本京都，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多达十几处，却清静安宁，并未受到游客数量过度膨胀的困扰。

香港回归，最大的感触是找回真正的尊严

记者：屈原与楚辞学研究不仅为两岸三地学者重视，同时也为国外学者关注，学会人才济济，广有影响。今天到会的海内外专家学者都是学养深厚、成就卓越的名流。您多年执教于香港中文大学，您认为，大陆的学术氛围和香港的学术氛围有何相同之处？又各自有哪些特点？

黄耀堃：相同之处，是双方在学术研究上都有计划、有追求。但是，大陆的学术氛围较为单一一些，而香港的学术氛围则相对自由、宽松一些，学者们可以选择自己真正感兴趣的课题。捧一卷典籍用以细细品味，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进行更为深入的探索。

记者：您是否支持在香港实行简体字的推广？或者说，您是否认为繁体字更能体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黄耀堃：当年，政府致力于简体字的普及，是为了在日常生活中，方便人们的书写与运用。这一政策是“审时度势”的产物。不过，我个人认为，在电脑即人工智能走进千家万户的今天，应为繁体字保留一席之地。因为，繁体字辨别能力高，构造更为精妙、美丽，蕴藏着更加深厚的人文与历史底蕴。

记者：香港已经回归祖国近二十年，您认为香港回归最大的变化在何处？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黄耀堃：最大的变化，自然是回归祖国的怀抱，找回了真正的尊严、自由和民主，收获了实质意义上的民族归属感。

记者：谢谢您接受采访。

黄耀堃，1953年生于澳门，是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资深导师。他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并在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取得文学硕士及文学博士学位。曾担任《汉学研究集刊》、《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学刊》、《台湾文学与文化研究学刊》及《方法论与中国文化研究学刊》等学术刊物编辑委员。著有《音韵学引论》、《论说变中的香港语文》等。